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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訴訟文書格式初探——以吐魯番文書爲中心

发布日期:2015-06-30 原文刊于:

唐代訴訟文書格式初探

——以吐魯番文書爲中心

 

黃正建

 

一、問題的提出

 

唐代訴訟文書采用什麽格式,在史籍上很少記載,即使不多的一點記載,也因語焉不詳,多有矛盾,而一直爲我們所不明。正因如此,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者也不多,似乎還沒有專門的論著出現。

最近,有陳玺《唐代訴訟制度研究》[1]問世(以下簡稱爲《訴訟制度》),書中在第一章第二節《起訴的程序要件》中,列有《唐代律令關于起訴程序之一般規定》與《出土文書所見唐代訴牒之格式規範》二小節。在前一小節中,作者指出:“唐代訴訟實行‘書狀主義’原則,當事人訴請啓動訴訟程序,均需向官司遞交書面訴狀”[2]。這裏稱唐代訴訟文書爲“訴狀”。又引複原唐《獄官令》35條及唐律,認爲“唐律嚴懲代書辭牒誣告他人之行爲……若于他人雇請代書訴狀文牒之際,加狀不如所告,但未增重其罪者,依律科笞五十”[3]。這裏稱訴訟文書爲“辭牒”或“訴狀文牒”。作者還說:“刑事、民事案件訴事者在向官府告訴前,均需制作訴牒,作爲推動訴訟程序的基本法律文書。法律對于訴牒的格式與內容均有較爲嚴格的要求”[4]。這裏稱訴訟文書爲“訴牒”。作者舉了幾個例子,說“其中皆有辭狀文書作爲有司論斷之基本依據”[5]。這裏稱訴訟文書爲“辭狀文書”。

這樣,我們在該書不到3頁的篇幅上,就看到作者對訴訟文書有以下幾種不同稱呼:訴狀、辭牒、訴狀文牒、訴牒、辭狀文書。甚至在同一句話中,可以前面稱“訴牒”後面稱“訴狀”[6]此外還有“辭狀文牒”[7]、“訴牒辭狀”[8]等說法。其中如“訴牒辭狀”並列,作者寫爲“訴事人遞交的訴牒辭狀”,則不知二者是一種文書,還是兩種不同的文書。

這種混亂,實際也說明了訴訟文書在唐代稱呼的不確定性,以及使用時的混淆。那麽,到底唐代訴訟文書[9]在當時如何稱呼?它在實際使用時有無變化?其格式究竟如何?就成了本文希望解決的問題。

 

                      二、唐代法典中的稱呼

 

首先我們要看看唐代法典中對訴訟文書有怎樣的稱呼。《訴訟制度》引用了唐代法典中的一些條文[10],但論述的重點不在訴訟文書的稱呼上,即沒有明確指出法典對訴訟文書的具體稱呼。現在讓我們再重新梳理一下唐代法典的相關條文。

1、複原唐《獄官令》35條前半:

諸告言人罪,非謀叛以上者,皆令三審。應受辭牒官司並具曉示虛得反坐之狀。每審皆別日受辭。(若使人在路,不得留待別日受辭者,聽當日三審。)官人于審後判記,審訖,然後付司。

按:此條唐令是根據《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員外郎》條、《通典》卷一六五《刑法》三《刑制》下,以及《天聖令》宋29條等複原而成[11]。令文中稱訴訟文書爲“辭牒”;稱接受訴訟文書爲“受辭”或“受辭牒”。

2、唐《鬥訟律≠E案嫒俗镯毭髯⒛暝隆睏l(總第355條):

諸告人罪,皆須明注年月,指陳實事,不得稱疑。違者,笞五十。官司受而爲理者,減所告罪一等。即被殺、被盜及水火損敗者,亦不得稱疑,雖虛,皆不反坐。其軍府之官,不得輙受告事辭牒。

疏議曰:告人罪,皆注前人犯罪年月,指陳所犯實狀,不得稱疑。“違者,笞五十”,但違一事,即笞五十,謂牒未入司,即得此罪。官司若受疑辭爲推,並准所告之狀,減罪一等,即以受辭者爲首,若告死罪,流三千裏;告流,處徒三年之類。……“其軍府之官”,亦謂諸衛及折沖府等,不得輙受告事辭牒[12]

按:此條律文稱訴訟文書爲“辭牒”或“告事辭牒”。接受訴訟文書者爲“受辭者”。訴訟文書不實,爲“疑辭”。又稱呈遞“入司”的文書爲“牒”。另外要注意:律文中所謂“准所告之狀”中的“狀”,指“實狀”嫁o闆r、事狀,而非文書形式之“書狀”之義。

3、唐《鬥訟律≠E盃懭俗鬓o牒加狀”條(總356條):

諸爲人作辭牒,加増其狀,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減誣告一等。

疏議曰:爲人雇倩作辭牒,加增告狀者,笞五十。若加増其狀,得罪重于笞五十者,“減誣告罪一等”,假有前人合徒一年,爲人作辭牒增狀至徒一年半,便是剰誣半年,減誣告一等,合杖九十之類[13]

按:此條律文亦稱訴訟文書爲“辭牒”,可以雇人書寫。如果在辭牒中增加所告罪狀,要笞五十。律文中的“狀”是“情狀”“罪狀”之意,也不是文書形式之“狀”。

以上是法典中關于訴訟文書最基本的條文,從中可知,在唐代法典中,對訴訟文書最正規最嚴謹的稱呼,應該是“辭牒”。從其中“受辭”、“受疑辭”看,又以“辭”爲訴訟文書的大宗,其次爲“牒”。

法典中也有“狀”,例如“辭狀”[14]、“告狀”[15]等,但正如前面所說,這裏的“狀”都是情狀、罪狀,即文書內容,還不是一種文書形式的意思[16]

 

            三、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唐代訴訟文書中的《辭》

 

《訴訟制度》重視敦煌、吐魯番文書中保存的訴訟資料,在《出土文書所見唐代訴牒之格式規範》一小節中收錄了訴訟文書(書中稱“訴牒”)23件,爲我們研究訴訟文書提供了一定的幫助[17]。但是作者沒有區分“辭”和“牒”,使用了一些“狀”,未能講清它們之間的關系,也沒有複原出“辭”和“牒”的格式。凡此種種,都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關于“辭”和“牒”的區別,是研究唐代文書制度者的常識。但相關資料其實有些差異。常引的是《舊唐書·職官志》所雲:“凡下之所以達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狀、箋、啓、辭、牒(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爲狀。箋、啓上皇太子,然于其長亦爲之。非公文所施,有品已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辭也。)”[18]。這其中的“有品已上”,《唐六典》作“九品已上”[19],是史料的差異之一。此外,引文的注中說“非公文所施,有品已上公文,皆曰牒”,文氣不順:既有“皆”字,當言“公文及非公文所施,皆曰牒”才對,否則“皆”字沒有著落。《唐會要》沒有“非公文所施”字樣,作“下之達上有六(上天子曰表,其近臣亦爲狀。上皇太子曰箋、啓。于其長上公文,皆曰牒。庶人之言曰辭”[20]。到底哪種說法正確,現已無法判明,就“辭”“牒”的區別而言,起碼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有品的官吏所上公文曰牒。二、庶人之言曰辭。至于是“有瀑E边是“九瀑E保瑥膶嶋H使用的例子看,似應以“有瀑E睜懯恰H绻上文推測的“皆”字與公文和非公文的聯系有道理,則有品官吏所上公文及非公文皆曰牒。簡單說,在上行文書的使用上,品官(含職官、散官、勳官、衛官等)用“牒”、庶人用“辭”。這一區別也適用于訴訟文書場合。

關于吐魯番文書中的“辭”,中村裕一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有過研究。他在《唐代公文書研究》第五章《吐魯番出土の公式令規定文書》第二節《上行文書》第四小節《辭》中指出:辭式文書是庶民向官府申請時用的文書,實例只存在于吐魯番文書中,應該爲《公式令》所規定。《辭》在北朝已經存在,傳到高昌成了高昌國的《辭》,也爲唐代所繼承。唐代《辭》與高昌國《辭》的區別是後者沒有寫明受辭的機構。《辭》的文書樣式是:開頭寫“年月日姓名  辭”,結尾寫“謹辭”。書中列舉了六件唐代《辭》的錄文[21]

中村裕一的研究已經涉及唐代《辭》的主要方面。本文要補充的,其一,是將《辭》的格式更完備地表示出來。其二,補充一些《辭》的文書,並作簡單分析。最後,總結一下《辭》的特點,以便與作爲訴訟文書的《牒》進行比較。

完整的訴訟文書的《辭》,應該具備以下格式:

 

年月日(籍貫身份)姓名 

標的(即所訴人或物)

受诉机构(一般为:县司、州司、府司、营司等):所诉内容。结尾——謹以辭(或咨、狀)陳,请裁(或请……勘当;请……)。谨辭。

(實用訴訟文書,後面附有判詞)

 

吐鲁番文书中的《辭》,仅就《吐鲁番出土文书》一至十册[22]統計,有近30件,若包括案卷中所引的《辭》,约有40件之多。以下舉幾個相對比較完整的例子。

 

例一唐貞觀廿二年(648)庭州人米巡职辭为请给公验事[23]

1貞觀廿         ]庭州人米巡职辭:

2  米巡職年三拾  奴哥多彌施年拾伍

3  婢娑匐年拾貳  駝壹頭黃鐵勤敦捌歲

4  羊拾伍口

5州司:巡職今將上件奴婢、駝等,望于西

6州市易。恐所在烽塞,不練來由,請乞

7公验。请裁。谨辭。

8    巡職庭州根民,任往

9    西州市易,所在烽

10   塞勘放。  懷信白。

11             廿一日

此件《辭》严格说不是诉讼文书,而是申请书。是米巡职向庭州提出的申请,目的是希望发给他公验,好去西州贸易。处理此件《辭》即写判词的“怀信”,应该是庭州的户曹参军事[24]。此件《辭》的申请人,应该是一般的庭州百姓。

 

例二、唐永徽三年(652)士海辭为所给田被里正杜琴护独自耕种事[25]

1口徽三年[                 ]海辭

2       口分

3縣司:士海蒙給田,    未得田地。

4今始聞田共同城人裏正杜琴護連風(封)。其地,琴護

5獨自耕種將去,不與士海一步。謹以谘陳訖。

6谨请勘当,谨辭。

此件《辭》是某士海上诉至县里,说本应给自己的田地被里正耕种,请县里核查处理。“某士海”应该是一般百姓。

 

例三、唐麟德二年(665)牛定相辭为请勘不还地子事[26]

1麟德二年十二月  日,武城乡牛定相辭:

2    甯昌鄉樊糞?塠父死退田一畝

3縣司:定相給得前件人口分部一畝,徑(經)今五年

4有余,從嗦(索)地子,延引不還。請付甯昌鄉本

5里追身,勘当不还地子所由。谨辭。

6        付坊追糞?塠過縣

7        對當。果 

8                     十九日

此件《辭》是牛定相上诉县里,要求调查樊粪?塠五年不还他地子的原因。县里接到《辭》并审理后,县令或县丞某“果”[27]下判詞,命令坊正帶樊糞?塠到縣裏接受詢問並與牛定相對質[28]。以此件《辭》来上诉的牛定相,应是一般百姓。

 

例四、唐總章元年(668)西州高昌縣左憧憙辭为租佃葡萄园事[29]

1總章元年七月  日高昌縣左憧憙

2    張渠蒲桃一所(舊主趙回口)

3縣司:憧憙先租佃上口桃,今[   

4恐屯桃人並比鄰不委,謹以,[   

5公验,谨辭。

此件《辭》是左憧憙上訴縣司,就一所葡萄園的租佃糾紛,請縣裏出示公證(公驗)。上訴者應是一般百姓。

 

例五、唐儀鳳二年(677)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卜老师辭为诉男及男妻不养赡事[30]

1  儀鳳二年四月  日宁昌乡人卜老师辭

2      男石德妻漢姜

3  [38]。張智禮應是普通百姓。

 

例九、唐開元三年(715)交河县安乐城万寿果母姜辭[39]

1  開元三年八月日交河縣安樂

2  城百姓萬壽果母 :縣司:

3  阿姜女尼普敬,禿  龍定□  鎮押官行赤亭鎮將楊嘉麟職田地七十六畝畝別粟六鬥,計卌五石六鬥,草                一百五十二圍。

2 

2牒:忠敏身是殘疾,複年老,今被鄉司不委,差充子弟,

3渠水

2  麹仲行家婢僧香

3    右奉判付坊正趙艺专为勘当

4    者,准狀就僧香家內撿,比鄰全無

5    盜物蹤迹。又問僧香口雲:其銅錢、

6    耳當(珰)等在廚下, (帔)子在一無門房內

7    坎上,並不覺被人盜將,亦不敢

8    加誣比鄰。請給公驗,更自訪覓

9    者。今以狀言。

10 □狀如前。謹牒。

11       永淳元年八月  日坊正趙思艺牒      

10行所缺的字应是“牒”。由于此《牒》只是一件事,所以不必说“牒,件狀如前”而只要说“牒,狀如前”即可。《牒》的内容是某坊正趙思艺接到上级要求(奉判)并按照其中内容(准狀)核查僧香家被盗事,最后将调查后的事狀言上,再写套话“牒,狀如前,谨牒”。

此例当属官文书。从其他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出现“牒,件狀如前,谨牒”(包括“牒,件检如前”等)字样的文书中,最后署名的必定是处理此案卷的官吏如府、寿E⒌洹⒙际碌取4诱飧鲆庖迳纤担我同意卢向前的意见,即这种类型的文书在唐前期是判案中的一个环节,虽与原始的《牒》不同,但还应该算是《牒》,而不是狀(只有到了唐后期,这种《牒》才具有了《狀》的性质,详下)。前述吳麗娛文(2010)认为前期存在一个用“牒”将“狀”中转的过程,但是这件文书是坊正趙思艺自己上的牒,不存在中转问题,但仍使用了“狀如前”的词句,可见这里的“狀”当为动词。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種附有“牒,件狀如前,謹牒”字樣的《牒》,由于大多與處理案卷有關,屬于公文書,因此實際並不在我們探討的訴訟文書的範圍內。

不过,由于“狀”除了“事狀”“情狀”“罪狀”的含义外,它本身也是一种文书形式,因此出现在文书中的“狀”,渐渐与《辭》和《牒》有了某种程度的混淆[83]。《辭》和《牒》有时也被称为狀。于是出现了“辭狀”(“右得上件口等辭狀”)[84]、“牒狀”(“右得上件牒狀”)[85]等称呼。到《宝应元年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如前所述,两个被撞伤的百姓,起诉书一个用的是《辭》一个用的是《牒》,但到官府询问当事人时,变成“问:得史拂郍等狀称:上件儿女并在门前坐,乃被靳嗔奴扶车人辗损”云云[86],《辭》和《牒》都成了《狀≠E?杉这时,“狀”的用法已经泛化,可以代指《辭》和《牒》了。

不僅如此,在一些“牒,件狀如前”類《牒》文書中,逐漸在結尾出現了“請處分”、“請裁”等申請處分字樣,甚至出現了“謹狀”“狀上”。這就使這類《牒》超出了轉述事狀、彙報檢案結果等事務的功能,標志著《狀》作爲一種相對獨立的訴訟文書開始出現。

于是《牒》和《狀》开始混淆。一件《天宝年间事目历》有如下记載:“兵李惟貴狀爲患請口茣茱萸等藥”、“兵袁昌運牒爲患請藥[     [87]。同樣是兵,同樣是因患病請藥,一個用《牒》,一個用《狀》,可見二者已經混淆不清了。

到唐晚期,随着这种个人使用的、写有“狀上”、“请处分(请裁)”之类字样的《牒》文出现,《狀》作为一种诉讼文书正式出现了。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此类《狀》的实例,主要出现在敦煌。这是因为敦煌文书主要是唐后期五代的文书,而吐鲁番文书主要是唐代前期的文书。所以一般来说,吐鲁番文书中有《辭》而《狀》少见,敦煌文书中无《辭》而有《狀≠E

這種主要出自敦煌的訴訟文書的《狀》,其格式大致如下:

 

身份姓名  

右(直接寫所訴內容)。結尾——伏請處分(或伏請判命處分、伏請公憑裁下處分)

牒,件狀如前,谨牒。

年月日身份姓名 

 

舉一個例子:

唐景福二年(893)九月卢忠达狀[88]

1百姓盧忠達   

2    右忠達本戶于城東小第一渠地一段

3    廿畝,今被押衙高再晟侵

4    劫將,不放取近,伏望

5    常侍仁恩照察,乞賜公慿。伏請

6    處分。

7牒,件狀如前,谨牒。

8    景福二年九月  日押衙兼侍禦史盧忠達  [89]

此件《狀》的内容是诉田亩纠纷。申诉者是押衙兼侍御寿ER注意,其身份虽是押衙,但仍自称“百姓”。这或可解释我们在《牒》一节中困惑的现象,即为何有的百姓使用了“有瀑E闭卟拍苁褂玫摹峨骸貳O衷诳蠢矗一些低级胥吏(估计是前任胥吏)自称为“百姓”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称“百姓”者中,有些实际是或曾经是官吏。

《敦煌社会经济文獻真迹释录》中还收有多件此类诉讼文书的《狀》,可参看。

从这类《狀》的格式,可知有这样几个显着特点:1、身份姓名既置于首行,又置于末行,即既同于《辭》又同于《牒》,是混合了辭牒格式的格式。2、没有专门的“标的”,而是直接叙述所诉事项,这实际是吸收了官文书处理案卷的《牒》的格式的结果。“牒,件狀如前,谨牒”也说明了这一点。以上两点可证明诉讼文书的《狀》是从《辭≠E峨骸贩⒄苟来的。3、《敦煌社会经济文獻释录》中所录的几件诉讼文书的《狀》,都不是向某机构申诉,而是请求官员个人处分,如本件的“常侍”,以及其他各件的“大夫阿郎”、“殿下”、“司空”、“仆射阿郎”、“司徒阿郎”等[90]。因此颇怀疑这类《狀》的格式是敦煌地区特有的[91]

总之,唐末诉讼文书中的这种《狀》,因带有“牒,件狀如前,谨牒”字样,应该说属于诉讼文书的《狀》的初步形成阶段,带有《辭≠E峨骸返呐ê裆彩。而且,正像中村裕一所说,虽然这种文书因有“狀”或“狀上”等字样,因此我们称其为“狀”,但这是我们现在的称呼,也许当时人仍然称其为《牒》呢。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诉讼文书的“狀式”就没有了“牒,件狀如前,谨牒”字样,但仍然前列告狀人,后以“谨狀”(或“具狀上告某官,伏乞……”)结束,年月日后复有告狀人姓名并“狀”字[92]。元代黑水城文书中的诉讼文书,也是前写“告狀人某某”,后写“伏乞……”,年月日后再写告狀人姓名并“狀”字[93]。它们与唐代诉讼文书中《狀》的继承关系是很明显的。

 

               六、唐代史籍中關于訴訟文書的稱呼

 

如上所述,从法典用语及出土文书的实例看,诉讼文书在唐代的称呼、形式、格式有多种,且互有交叉,复有演变。大致说来,正规的称呼应该是《辭》和《牒》,同时,其内容常被称为“狀”并与实体的《狀》逐渐混同,出现了“辭狀”、“牒狀”等称呼。到唐后半期,作为诉讼文书的《狀》开始出现。此时的《狀》带有鲜明的《辭≠E峨骸诽氐恪

与以上狀况相适应,在唐代史籍(法典之外)中,对诉讼文书的称呼也很不固定,大致说来,有以下称呼[94]

1、辭牒

“辭牒”在史籍中使用不多,主要即出现在南北朝至唐代的史籍中。例如有:

《文苑英華》卷三六一引楊夔《公獄辨》雲:“缙绅先生牧于东郡,?属吏有公于狱者。某适次于座,承间咨其所以为公之道。先生曰:吾毎窥辭牒,意其曲直,指而付之,彼能立具牍,无不了吾意,亦可谓尽其公矣。”[95]杨夔不同意缙绅先生的说法,此当别论,其中提到的“辭牒”,显然是诉讼文书。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二《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回忆他在苏杭当刺史时事说:“杭土丽且康,苏民富而庶。善恶有惩劝,刚柔无吐茹。两衙少辭牒,四境稀书疏。俗以劳俫安,政因闲暇着”[96]。看来苏杭地区诉讼较少,这里的“辭牒”也指诉讼文书。

2、辭狀(附词狀)

“辭狀”似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以后直至《大清会典则例》都有使用,但最集中的,出现在唐五代史籍中。例如有:

《舊唐書》卷八八《韋嗣立傳》,引韋嗣立反對刑法濫酷所上的《疏》,在說到酷吏鍛煉冤獄時說“虽陛下仁慈哀念,恤狱缓死,及览辭狀,便已周密,皆谓勘鞫得情,是其实犯,虽欲寛舍,其如法何?于是小乃身诛,大则族灭,相缘共坐者,不可胜言”[97]。其中的“辭狀”应指诉讼文书或案卷。

《舊唐書》卷一八五下《裴懷古傳》言裴懷古爲監察禦史,“时恒州鹿泉寺僧净满为弟子所谋,宻画女人居高楼,仍作净满引弓而射之,藏于经笥。已而诣阙上言僧咒诅,大逆不道。则天命怀古按问诛之。怀古究其辭狀,释浄满以闻,则天大怒”[98]。这其中的“辭狀”显然指诉讼文书。

《資治通鑒》卷二百高宗顯慶四年(659)四月條言許敬宗等誣告長孫無忌謀反,高宗頗有疑惑,向許敬宗詢問。許敬宗在回答了長孫無忌謀反的原因後說“臣参验辭狀,咸相符合,请收捕准法”[99]。这里的“辭狀”指诉讼文书。《册府元龟》卷三三九《宰辅部·忌害》记此句为“臣参验辭伏,并相符合,请即收捕,凖法破家[100]。其中的“辭伏”或当为“辭狀”之误[101]

《冊府元龜》卷六一七《刑法部·正直》記“王正雅,文宗时为大理卿。?宋申赐事起,狱自内出,无支证可验。当是时,王守澄之威权,郑注之势在庭,虽宰相已下,无能以显言辨其事者。惟正雅与京兆尹崔管上疏,言宜得告事者,考验其辭狀以闻。由是狱稍辩,以管与正雅挺然申理也”[102]。这里的“辭狀”与“告事者”相连,也指诉讼文书。

《通典》卷二四《職官六·禦史台》言:“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辭狀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竟往门外收采。知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103]。这里的“辭狀”与“诉讼”相连,显然指诉讼文书。

“辭狀”又有写作“词狀”者。即以上条关于御史风闻的例子而言,《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台》作:“故事,御史台无受词讼之例。有词狀在门,御史采有可弹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104],将《通典》中的“辭狀”写作“词狀”。

《唐律疏议》卷三十《断狱≠E肮偎境鋈肴俗铩碧酰ㄗ487条)云:“疏议曰:‘官司入人罪者’,谓或虚立证据,或妄构异端,舍法用情,鍜炼成罪。故注云,谓故増减情狀足以动事者,若闻知国家将有恩赦,而故论决囚罪及示导教令,而使词狀乖异。称‘之类’者,或虽非恩赦,而有格式改动;或非示导,而恐喝改词。情狀既多,故云‘之类’”[105]

《旧唐书》卷百九十中《李邕传》记李邕天宝年间为北海太守,“尝与左骁卫兵曹柳绩马一匹,及绩下狱,吉温令绩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狀连引,敕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之”[106]

唐代以后,“辭狀”多写作“词狀”。宋代政书《宋会要辑稿·刑法》就有多处“词狀”,例如《禁约门》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中书省言“乡村陳过词狀,未论所诉事理如何”、“或因对证,勾追人户到县,与词狀分日引受”[107]。元代政書《元典章》在《刑部》卷十五《书狀≠E凹记吏书狀”、“词狀不许口传言语”、“站官不得接受词狀”等条中也都明确使用了“词狀”[108]。不知上述三例唐代史籍中的“词狀”是唐代史籍的原文呢还是后代刊本的改写[109],从宋元时代固定使用了“词狀”看,改写的可能还是很大的。

3、牒狀

“牒狀”的使用极少,检索《四库全书》,只有17处:最早出自《魏书》,最晚到宋金时期。唐代史籍中的两处,均与诉讼文书关系不大。其中一处出自《少林寺准敕改正赐田牒》,是少林寺方面回答有关机构对他们“翻城归国”的质疑,说他们曾发牒给当时“翻城”带头者的刘翁重、李昌运,结果李昌运的回答“与(刘)翁重牒狀扶同”[110]。这里的“牒狀”实际指刘翁重的答辭,与诉讼文书关系不大,但仍然是诉讼过程中的一种证词文书。

4、诉狀

“诉狀”的使用少于“辭狀”而多于“牒狀”,有66卷、74處。始于《宋書》,使用直至明清,而以宋朝最多。唐代史籍大約只有二、三處。例如:

《冊府元龜》卷四五七《台省部·總序》言知匦使始末雲:“唐太后垂拱元年置,以逹寃滞。天寳九載改为献纳,干元元年复名知匦。尝以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遗一人充使,受纳诉狀。每日暮进内,向晨出之”[111]。这里的“诉狀”显然指诉讼文书,不过《册府元龟》此处的《总序》是宋人所作,不能确证这是唐人的称呼。

《冊府元龜》卷四九一《邦計部·蠲複》記元和六年十月關于放免租稅制曰:“又属霖雨所损转多,有妨农收,虑致劳扰,其诸县勘覆有未毕处,宜令所司据元诉狀,便与破损,不必更令捡覆;其未经申诉者,亦宜与类例处分”[112]。这里的“诉狀”与下列“申诉者”相关,指诉讼文书无疑。

《續玄怪錄》卷二《張質》講亳州臨渙縣尉張質被追到陰間,“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门,,门额题曰‘地府’。入府,经西有门,题曰‘推院’。吏士甚众,门人曰:‘临涣尉张质。’遂入。见一美须髯衣绯人,据案而坐,责曰:‘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质被捽抢地,叫曰:‘质本任解褐到官月余,未尝推事’。又曰:‘案牍分明,诉人不远,府命追勘,仍敢诋欺’。取枷枷之。质又曰:‘诉人既近,请与相见’。曰:‘召寃人来’。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视质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仍敕録库检猗氏张质,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临涣尉。又检诉狀被屈抑事。又牒阴道亳州,其年三月临涣见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见任尉江陵张质,年五十一,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张质,年四十七。检狀过,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审勘。错行文牒,追扰平人,闻于上司,岂斯容易。本典决于下:改追正身,其张尉任归’”[113]。这里的“诉狀”与“诉人”相联系,所指必为诉讼文书。

 

唐代史籍中关于诉讼文书的称呼肯定还有许多,我们只列举了四种,即“辭牒”、“辭狀”、“牒狀”、“诉狀”,从中可见称呼的不固定。但若细细分析,这四种称呼又各有不同:“辭牒”和“牒狀”用例都很少;“诉狀”似只出现在唐代后半期;使用最多的是“辭狀”。因此,虽然我们说唐代当时对诉讼文书没有统一的称呼,但大致而言,多用“辭狀”,后来逐渐演变为“诉狀”。这种称呼的变化,与《辭≠E峨骸分鸾パ荼湮《狀》是相一致的。

 

                 七、簡短的簡論

 

以上我们通过一些实例,介绍和分析了唐代诉讼文书中的《辭≠Eⅰ峨骸貳ⅰ稜睢罚以及唐代史籍中对诉讼文书的相关称呼,由此可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

诉讼文书在唐代法典上的称呼是“辭牒”。就实际使用看,在唐前期,普通庶民使用《辭》;有品级或有一定身份的人使用《牒≠E!掇o》的格式特点是年月日姓名及“辭”置于首行,且有受理官司的名称,最后有“请裁,谨辭”类套话。《牒》的格式特点是年月日姓名置于末行,没有受理官司的名称。在“标的”之下以“牒”起首,结尾有“请裁,谨牒”字样,最后在姓名下复有“牒”字。《辭》和《牒》的内容都可以称为“狀”,是“事狀”“情狀”“罪狀”之意,后来受实体文书的《狀》的影响,逐渐出现了“辭狀”“牒狀”类称呼,诉讼文书中也开始出现“狀上”、“请处分,谨狀”类字样,后来出现了个人使用的诉讼文书的《狀≠EU庵帧稜睢泛有《辭》和《牒》的特点:庶民和官员都可以用;姓名置于首行(此似《辭》),年月日姓名复置于末行(此似《牒》);前多有“狀上”(此似《辭》),后有“请处分,谨狀(或请裁下)”,最后有“牒,件狀如前,谨牒”(此似《牒》)。当《狀》逐渐出现后,《辭》就变得少见了,《牒》也逐渐被淘汰(因其首行不列诉讼人或告狀人)。这可以说是《狀》吸收了《辭≠E峨骸返奶氐悖从而使用广泛化所造成的结果,影响直至后代。

唐朝人对诉讼文书多称其为“辭狀”(或许是因为行文需要,即因四六文等行文节奏的缘故,需要将“辭”之类文字变成雙字节,于是添加了“狀”字)或“词狀”,到后期,渐有“诉狀”的称呼产生。此后,“狀”就成了诉讼文书的固定称呼。在宋代,史籍多称“词狀”和“诉狀”,元代亦然。这就与唐代的《辭》和《狀》有了很明显的继承关系。除此之外,称“辭牒”或其他的也还有一些,大约都不占主要地位,换句话说,《辭≠E峨骸纷魑诉讼文书曾经的形式或称呼,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我们今天叙述唐代诉讼文书,或以诉讼文书来研究各种问题,应该如何称呼呢?我想,叫“辭狀”“诉狀”都可以,而前者或更具唐朝特色。

關于唐代訴訟文書的實況,以上只是作了極其粗淺的介紹和分析,若要得出更符合唐朝實際的結論,可能還需要再搜集更多的文書資料和傳世史籍資料,這一工作,希望在今後能繼續進行下去。



[1] 陳玺:《唐代诉讼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8月。

[2] 《訴訟制度》,18頁。

[3] 《訴訟制度》,19頁。

[4] 《訴訟制度》,20頁。

[5] 《訴訟制度》,20頁。

[6] 《訴訟制度》,21頁正數第2-3行。

[7] 《訴訟制度》,25頁。

[8] 《訴訟制度》,33頁。

[9] 本文一般称其为“诉讼文书”,具体行文时,依据文书在当时的不同称呼,分别称其为“辭”“牒”“狀”或“诉辭”、“诉牒”、“诉狀”。

[10] 《訴訟制度》,19-20頁;29頁。

[11] 複原令文及依據,見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天一閣藏明抄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複原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624頁。《狱官令》的复原由雷闻撰写。

[12] 《唐律疏議》卷二四,中華書局,1983年,444頁。

[13] 《唐律疏議》卷二四,444頁。

[14] 《唐律疏议》卷二九《断狱≠E八雷锴艮o穷竟雇倩人杀”条(总471條),547頁。

[15] 《唐律疏议》卷二九《断狱≠E耙栏鏍铟队”条(总480條),555頁。

[16] 參錢大群:《唐律疏義新注》,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960975頁。

[17] 《訴訟制度》,21-24頁。

[18] 《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中華書局,1975年,1817頁。

[19] 《唐六典》卷一《三師三公尚書都省》,中華書局,1992年,11頁。不过此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据《旧唐书≠Eⅰ短苹嵋》等作了一些校订,非本来面貌,使用时需要注意。

[20] 《唐會要》卷二六《牋表例》,中華書局,1990年,504頁。引用时标点有所变动。

[21] 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汲古書院,1996年,191-196頁。

[22]国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至十冊,文物出版社,1981年至1991年。

[23]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8-9頁。前引中村裕一书中亦有引用。

[24] 比照西州處理申請過所事務,在此處寫判詞的即戶曹參軍事,如梁元璟。參李方:《唐西州官吏編年考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118-119頁。

[25]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23頁。

[26]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五冊,92頁。中村裕一书已引。

[27] “果”爲縣令或縣丞,參李方前引書,177-178頁。

[28] 关于本件文书的性质,参陳国灿:《唐代的“地子”》,见《唐代的经济社会》,文津出版社,1999年,156-157頁。

[29]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六冊,426頁。

[30]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528頁。

[31]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六冊,559頁。前引中村裕一书中亦有部分引用。

[32] 西州设有前庭、岸唾E⑵巡、天山四个军府,完全听命于西州都督府。参陳国灿、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10-11頁。

[33] 前引李方書,8-9頁。

[34] 前引李方書,35-38頁。

[35]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508-509頁。前引中村裕一书亦曾引用。

[36] 案卷全部殘存177行,见《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506-523頁。

[37]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516頁。

[38] 前引李方書,194-195頁。其实署名之“虔口”并无法识读,更无法用标准繁体字写定,有的录文即录为“管皇”。

[39]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八冊,73頁,前引中村裕一書亦曾引用。

[40]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九冊,129頁。

[41] 案卷共60行,研究者衆多,可參看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中華書局,1989年,566-574頁。

[42] 参前引李方書,213-215頁。

[43] 分別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四冊,46頁、244頁;第八冊,91頁;第九冊,27頁。其中“里正”的《辭》是一个极残的残卷,详情不明。若参下节,里正也可使用《牒≠E;蛐砝镎用《牒》是比较规范的。

[44] 分别见《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六冊,197頁、203-204頁、470-471頁;第七冊,42-43頁、78頁、111頁、330頁、358頁、394-395頁;第八冊,91頁、385-387頁;第九冊,27頁、35頁。

[45] 关于《辩》,参见拙作:《唐代法律用语中的“款”和“辩”——以《天圣令》与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載《文寿E2013年第1辑。《辩》虽然也将答辩者置于首行,但年月融w蚍旁谖氖槟┪病

[46] 例如南宋李元弼《作邑自箴》所列“狀式”,就是如此。见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重印)40B-41A

[47] 原載《敦煌吐鲁番文獻研究论集》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後收入《唐代政治經濟史綜論》,商務印書館,2012年,307-363頁。以下引用即出自该书。

[48] 前引盧向前書,363頁。

[49] 前引《唐代公文書研究》,107-115頁。

[50] 同上書,186-190頁。

[51] 原載《史学杂志》第117編第11號(2008年),修改後收入鄧小南、曹家齊、平田茂樹主編的《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爲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19-165頁。

[52]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六冊,223頁。前引中村书亦有引用。

[53]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六冊,570頁。

[54]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110頁。

[55] 據《資治通鑒》卷一八三隋炀帝大業十二年(616)十月條,稱“獄吏”爲“曹主”。中華書局,1976年,5707頁。

[56]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410-411頁。其中武周新字改为通行繁体字。

[57] 原注:索拾拾力:其中有一“拾”字當衍。

[58] 若參另一件同樣內容的《牒》的草稿,“地”後面漏了“子”字。因此無人受領的不是“地”而是“地子”。見同書412頁。

[59] 参前引李方書,323-326頁。

[60] 同書,449頁,时间是武周圣历元年(698)。

[61]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230頁。武周新字改为通用繁体字。

[62]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514-515頁。

[63]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九冊,41-42頁。

[64]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九冊,35頁。

[65]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九冊,101頁。

[66] 前引李方書,19-20頁。

[67]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九冊,128頁。

[68]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九冊,158頁。其中第4行三“得”字與第5行,是後人戲書,與本件內容無關(參原注)。

[69] 分别见《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57頁;第九册3256135頁。

[70]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十冊,8頁。

[71] 分别见《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26頁;第九册2952135頁;第十冊,8頁。

[72] 前引中村裕一書,102-107頁。

[73] 前引中村裕一書,183-185頁。

[74] 前引赤木崇敏文,129-131頁。

[75] 原載《文寿E2008年第1輯,後收入前引《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爲主》,3-46頁。

[76] 《中華文史論叢》20102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月,53-114頁。

[77] 见《唐律疏议》卷八《卫禁律≠E八蕉燃霸蕉裙靥酢保ㄗ82條),173頁。钱大群将此处的“具狀”翻译为“呈狀”,恐不确,参钱大群前引书,277頁。

[78] 分别见《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六冊,203-204頁。

[79]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六冊,508頁。

[80] 例子甚多,不錄。

[81] 司馬光《書儀》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2冊,461頁。

[82]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76頁。

[83]關于與“牒”的混淆,前述吳麗娛文(2010)有很好的分析。但其原因,除因中转造成的混淆外,《牒≠E稜睢繁旧硇灾实南嘟,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84] 《景龍三年高昌縣處分田畝案卷》132行,《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519頁。

[85] 《开元年间高昌县狀为送阙职草事》5行,《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九冊,118頁。

[86] 《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18-19行,《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九冊,130頁。

[87]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八冊,500頁。

[88]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獻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獻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291頁。《诉讼制度》已经引用。文书为伯二八二五号,上述作者的录文均有误,今对照图版重新誊录。

[89] “牒”字基本不存,《真迹释录》录作“狀”,并无根据。按此类《狀》的格式,应该是“牒”字。

[90] 参见前引《敦煌社会经济文獻真迹释录》第二辑,288-295頁。

[91] 前述吳麗娛文(2010)認爲這應來自中原,又認爲這是不需向縣而直接向節度使申訴造成的。98頁。

[92] 參見前引《作邑自箴》卷八,40-41葉。又南宋陳元靓《事林广记》卷之八《词狀新式》记“写狀法式”为:首行写“告狀人  厶人”;中写内容;后写“具狀上告某官,伏乞……”;末行写“年月日告狀人  厶人  狀”(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396頁),反映了宋元时期的诉讼文书样式。

[93] 例如黑水城元代文書《失林婚書案文卷》中F116:W58号,其首行写“告狀人阿兀”,中写所告内容,然后写“具狀上告  亦集乃路總管府,伏乞……”,末寫“至正二十二年十一月  告狀”,后缺,所缺文字当是“人阿兀  狀”,可参见F79:W41號文書,其末行爲“大德六年十二月  日取狀人杨宝  狀”(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164150頁)。这一诉讼文书样式与前引《事林广记》所列“词狀新式”相同。

[94] 以下所引資料,使用了《四庫全書》電子版的檢索功能。

[95] 《文苑英華》,中華書局影印本,1982年,1854頁。

[96] 《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471頁。

[97] 《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2868頁。

[98] 《舊唐書》,4808頁。

[99] 《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76年,6313頁。

[100] 《冊府元龜》,中華書局影印本,1982年,4011頁。

[101] 《四库全书》本《册府元龟》即作“辭狀”(907冊,775頁)。但如果“辭伏”不误,则此处的“辭”指诉讼文书,“伏”指“伏辩”即认罪文书,也可通。

[102] 《冊府元龜》,7422頁。其中的“宋申赐”当作“宋申锡”。

[103] 《通典》,中華書局點校本,1992年,660頁。

[104] 《唐會要》,1041頁。

[105] 《唐律疏議》,563頁。

[106] 《舊唐書》,5043頁。

[107] 馬泓波點校《宋會要輯稿·刑法》,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251頁。

[108]陳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刑部》卷十五《书狀》,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1745-1752頁。

[109] 其中中華書局點校本《唐律疏議》使用的底本是元刻本,見《點校說明》(5-6頁);《唐会要》与《通典》有“词”与“辭”的不同,二者都不能确证唐代史籍中使用了“词狀”;唯《旧唐书》中的“词狀”来源待考。

[110] 《全唐文》卷九八六,中華書局,1983年,10197頁。其中的“扶同”应是“狀同”。

[111] 《冊府元龜》,5423頁。其中“知匦”的“知”原缺,据《四库全书》本补之。

[112] 《冊府元龜》,5873頁。

[113] 李複言:《續玄怪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