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訴訟文書格式初探

——以吐魯番文書爲中心

黃正建

一、問題的提出

唐代訴訟文書采用什麽格式，在史籍上很少記載，即使不多的一點記載，也因語焉不詳，多有矛盾，而一直爲我們所不明。正因如此，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者也不多，似乎還沒有專門的論著出現。

最近，有陳玺《唐代訴訟制度研究》[1]問世（以下簡稱爲《訴訟制度》），書中在第一章第二節《起訴的程序要件》中，列有《唐代律令關于起訴程序之一般規定》與《出土文書所見唐代訴牒之格式規範》二小節。在前一小節中，作者指出：“唐代訴訟實行‘書狀主義’原則，當事人訴請啓動訴訟程序，均需向官司遞交書面訴狀”[2]。這裏稱唐代訴訟文書爲“訴狀”。又引複原唐《獄官令》35條及唐律，認爲“唐律嚴懲代書辭牒誣告他人之行爲……若于他人雇請代書訴狀文牒之際，加狀不如所告，但未增重其罪者，依律科笞五十”[3]。這裏稱訴訟文書爲“辭牒”或“訴狀文牒”。作者還說：“刑事、民事案件訴事者在向官府告訴前，均需制作訴牒，作爲推動訴訟程序的基本法律文書。法律對于訴牒的格式與內容均有較爲嚴格的要求”[4]。這裏稱訴訟文書爲“訴牒”。作者舉了幾個例子，說“其中皆有辭狀文書作爲有司論斷之基本依據”[5]。這裏稱訴訟文書爲“辭狀文書”。

這樣，我們在該書不到3頁的篇幅上，就看到作者對訴訟文書有以下幾種不同稱呼：訴狀、辭牒、訴狀文牒、訴牒、辭狀文書。甚至在同一句話中，可以前面稱“訴牒”後面稱“訴狀”[6]。此外還有“辭狀文牒”[7]、“訴牒辭狀”[8]等說法。其中如“訴牒辭狀”並列，作者寫爲“訴事人遞交的訴牒辭狀”，則不知二者是一種文書，還是兩種不同的文書。

這種混亂，實際也說明了訴訟文書在唐代稱呼的不確定性，以及使用時的混淆。那麽，到底唐代訴訟文書[9]在當時如何稱呼？它在實際使用時有無變化？其格式究竟如何？就成了本文希望解決的問題。

                      二、唐代法典中的稱呼

首先我們要看看唐代法典中對訴訟文書有怎樣的稱呼。《訴訟制度》引用了唐代法典中的一些條文[10]，但論述的重點不在訴訟文書的稱呼上，即沒有明確指出法典對訴訟文書的具體稱呼。現在讓我們再重新梳理一下唐代法典的相關條文。

1、複原唐《獄官令》35條前半：

諸告言人罪，非謀叛以上者，皆令三審。應受辭牒官司並具曉示虛得反坐之狀。每審皆別日受辭。（若使人在路，不得留待別日受辭者，聽當日三審。）官人于審後判記，審訖，然後付司。

按：此條唐令是根據《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員外郎》條、《通典》卷一六五《刑法》三《刑制》下，以及《天聖令》宋29條等複原而成[11]。令文中稱訴訟文書爲“辭牒”；稱接受訴訟文書爲“受辭”或“受辭牒”。

2、唐《鬥訟律≠E案嫒俗镯毭髯⒛暝隆睏l（總第355條）：

諸告人罪，皆須明注年月，指陳實事，不得稱疑。違者，笞五十。官司受而爲理者，減所告罪一等。即被殺、被盜及水火損敗者，亦不得稱疑，雖虛，皆不反坐。其軍府之官，不得輙受告事辭牒。

疏議曰：告人罪，皆注前人犯罪年月，指陳所犯實狀，不得稱疑。“違者，笞五十”，但違一事，即笞五十，謂牒未入司，即得此罪。官司若受疑辭爲推，並准所告之狀，減罪一等，即以受辭者爲首，若告死罪，流三千裏；告流，處徒三年之類。……“其軍府之官”，亦謂諸衛及折沖府等，不得輙受告事辭牒[12]。

按：此條律文稱訴訟文書爲“辭牒”或“告事辭牒”。接受訴訟文書者爲“受辭者”。訴訟文書不實，爲“疑辭”。又稱呈遞“入司”的文書爲“牒”。另外要注意：律文中所謂“准所告之狀”中的“狀”，指“實狀”嫁o闆r、事狀，而非文書形式之“書狀”之義。

3、唐《鬥訟律≠E盃懭俗鬓o牒加狀”條（總356條）：

諸爲人作辭牒，加増其狀，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減誣告一等。

疏議曰：爲人雇倩作辭牒，加增告狀者，笞五十。若加増其狀，得罪重于笞五十者，“減誣告罪一等”，假有前人合徒一年，爲人作辭牒增狀至徒一年半，便是剰誣半年，減誣告一等，合杖九十之類[13]。

按：此條律文亦稱訴訟文書爲“辭牒”，可以雇人書寫。如果在辭牒中增加所告罪狀，要笞五十。律文中的“狀”是“情狀”“罪狀”之意，也不是文書形式之“狀”。

以上是法典中關于訴訟文書最基本的條文，從中可知，在唐代法典中，對訴訟文書最正規最嚴謹的稱呼，應該是“辭牒”。從其中“受辭”、“受疑辭”看，又以“辭”爲訴訟文書的大宗，其次爲“牒”。

法典中也有“狀”，例如“辭狀”[14]、“告狀”[15]等，但正如前面所說，這裏的“狀”都是情狀、罪狀，即文書內容，還不是一種文書形式的意思[16]。

            三、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唐代訴訟文書中的《辭》

《訴訟制度》重視敦煌、吐魯番文書中保存的訴訟資料，在《出土文書所見唐代訴牒之格式規範》一小節中收錄了訴訟文書（書中稱“訴牒”）23件，爲我們研究訴訟文書提供了一定的幫助[17]。但是作者沒有區分“辭”和“牒”，使用了一些“狀”，未能講清它們之間的關系，也沒有複原出“辭”和“牒”的格式。凡此種種，都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關于“辭”和“牒”的區別，是研究唐代文書制度者的常識。但相關資料其實有些差異。常引的是《舊唐書·職官志》所雲：“凡下之所以達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狀、箋、啓、辭、牒（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爲狀。箋、啓上皇太子，然于其長亦爲之。非公文所施，有品已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辭也。）”[18]。這其中的“有品已上”，《唐六典》作“九品已上”[19]，是史料的差異之一。此外，引文的注中說“非公文所施，有品已上公文，皆曰牒”，文氣不順：既有“皆”字，當言“公文及非公文所施，皆曰牒”才對，否則“皆”字沒有著落。《唐會要》沒有“非公文所施”字樣，作“下之達上有六（上天子曰表，其近臣亦爲狀。上皇太子曰箋、啓。于其長上公文，皆曰牒。庶人之言曰辭”[20]。到底哪種說法正確，現已無法判明，就“辭”“牒”的區別而言，起碼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有品的官吏所上公文曰牒。二、庶人之言曰辭。至于是“有瀑E边是“九瀑E保瑥膶嶋H使用的例子看，似應以“有瀑E睜懯恰Ｈ绻上文推測的“皆”字與公文和非公文的聯系有道理，則有品官吏所上公文及非公文皆曰牒。簡單說，在上行文書的使用上，品官（含職官、散官、勳官、衛官等）用“牒”、庶人用“辭”。這一區別也適用于訴訟文書場合。

關于吐魯番文書中的“辭”，中村裕一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有過研究。他在《唐代公文書研究》第五章《吐魯番出土の公式令規定文書》第二節《上行文書》第四小節《辭》中指出：辭式文書是庶民向官府申請時用的文書，實例只存在于吐魯番文書中，應該爲《公式令》所規定。《辭》在北朝已經存在，傳到高昌成了高昌國的《辭》，也爲唐代所繼承。唐代《辭》與高昌國《辭》的區別是後者沒有寫明受辭的機構。《辭》的文書樣式是：開頭寫“年月日姓名  辭”，結尾寫“謹辭”。書中列舉了六件唐代《辭》的錄文[21]。

中村裕一的研究已經涉及唐代《辭》的主要方面。本文要補充的，其一，是將《辭》的格式更完備地表示出來。其二，補充一些《辭》的文書，並作簡單分析。最後，總結一下《辭》的特點，以便與作爲訴訟文書的《牒》進行比較。

完整的訴訟文書的《辭》，應該具備以下格式：

年月日（籍貫身份）姓名  辭

標的（即所訴人或物）

受诉机构（一般为：县司、州司、府司、营司等）：所诉内容。结尾——謹以辭（或咨、狀）陳，请裁（或请……勘当；请……）。谨辭。

（實用訴訟文書，後面附有判詞）

吐鲁番文书中的《辭》，仅就《吐鲁番出土文书》一至十册[22]統計，有近30件，若包括案卷中所引的《辭》，约有40件之多。以下舉幾個相對比較完整的例子。

例一、唐貞觀廿二年（648）庭州人米巡职辭为请给公验事[23]

1貞觀廿 二［        ］庭州人米巡职辭：

2  米巡職年三拾  奴哥多彌施年拾伍

3  婢娑匐年拾貳  駝壹頭黃鐵勤敦捌歲

4  羊拾伍口

5州司：巡職今將上件奴婢、駝等，望于西

6州市易。恐所在烽塞，不練來由，請乞

7公验。请裁。谨辭。

8    巡職庭州根民，任往

9    西州市易，所在烽

10   塞勘放。  懷信白。

11             廿一日

此件《辭》严格说不是诉讼文书，而是申请书。是米巡职向庭州提出的申请，目的是希望发给他公验，好去西州贸易。处理此件《辭》即写判词的“怀信”，应该是庭州的户曹参军事[24]。此件《辭》的申请人，应该是一般的庭州百姓。

例二、唐永徽三年（652）士海辭为所给田被里正杜琴护独自耕种事[25]

1口徽三年［                 ］海辭

2       口分常［

3縣司：士海蒙給田，已［    ］貳 載未得田地。

4今始聞田共同城人裏正杜琴護連風（封）。其地，琴護

5獨自耕種將去，不與士海一步。謹以谘陳訖。

6谨请勘当，谨辭。

此件《辭》是某士海上诉至县里，说本应给自己的田地被里正耕种，请县里核查处理。“某士海”应该是一般百姓。

例三、唐麟德二年（665）牛定相辭为请勘不还地子事[26]

1麟德二年十二月  日，武城乡牛定相辭：

2    甯昌鄉樊糞？塠父死退田一畝

3縣司：定相給得前件人口分部一畝，徑（經）今五年

4有余，從嗦（索）地子，延引不還。請付甯昌鄉本

5里追身，勘当不还地子所由。谨辭。

6        付坊追糞？塠過縣

7        對當。果  示

8                     十九日

此件《辭》是牛定相上诉县里，要求调查樊粪？塠五年不还他地子的原因。县里接到《辭》并审理后，县令或县丞某“果”[27]下判詞，命令坊正帶樊糞？塠到縣裏接受詢問並與牛定相對質[28]。以此件《辭》来上诉的牛定相，应是一般百姓。

例四、唐總章元年（668）西州高昌縣左憧憙辭为租佃葡萄园事[29]

1總章元年七月  日高昌縣左憧憙辭

2    張渠蒲桃一所（舊主趙回口）

3縣司：憧憙先租佃上口桃，今［   

4恐屯桃人並比鄰不委，謹以辭陳，［   

5公验，谨辭。

此件《辭》是左憧憙上訴縣司，就一所葡萄園的租佃糾紛，請縣裏出示公證（公驗）。上訴者應是一般百姓。

例五、唐儀鳳二年（677）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卜老师辭为诉男及男妻不养赡事[30]

1  儀鳳二年四月  日宁昌乡人卜老师辭

2      男石德妻漢姜

3  [38]。張智禮應是普通百姓。

例九、唐開元三年（715）交河县安乐城万寿果母姜辭[39]

1  開元三年八月日交河縣安樂

2  城百姓萬壽果母姜 辭：縣司：

3  阿姜女尼普敬，禿雙  龍定□  趙鎮押官行赤亭鎮將楊嘉麟職田地七十六畝畝別粟六鬥，計卌五石六鬥，草                一百五十二圍。

2 

2牒：忠敏身是殘疾，複年老，今被鄉司不委，差充子弟，

3渠水坊

2  麹仲行家婢僧香

3    右奉判付坊正趙艺专为勘当

4    者，准狀就僧香家內撿，比鄰全無

5    盜物蹤迹。又問僧香口雲：其銅錢、

6    耳當（珰）等在廚下， （帔）子在一無門房內

7    坎上，並不覺被人盜將，亦不敢

8    加誣比鄰。請給公驗，更自訪覓

9    者。今以狀言。

10 □狀如前。謹牒。

11       永淳元年八月  日坊正趙思艺牒      

第10行所缺的字应是“牒”。由于此《牒》只是一件事，所以不必说“牒，件狀如前”而只要说“牒，狀如前”即可。《牒》的内容是某坊正趙思艺接到上级要求（奉判）并按照其中内容（准狀）核查僧香家被盗事，最后将调查后的事狀言上，再写套话“牒，狀如前，谨牒”。

此例当属官文书。从其他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出现“牒，件狀如前，谨牒”（包括“牒，件检如前”等）字样的文书中，最后署名的必定是处理此案卷的官吏如府、寿E⒌洹⒙际碌取４诱飧鲆庖迳纤担我同意卢向前的意见，即这种类型的文书在唐前期是判案中的一个环节，虽与原始的《牒》不同，但还应该算是《牒》，而不是狀（只有到了唐后期，这种《牒》才具有了《狀》的性质，详下）。前述吳麗娛文（2010）认为前期存在一个用“牒”将“狀”中转的过程，但是这件文书是坊正趙思艺自己上的牒，不存在中转问题，但仍使用了“狀如前”的词句，可见这里的“狀”当为动词。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種附有“牒，件狀如前，謹牒”字樣的《牒》，由于大多與處理案卷有關，屬于公文書，因此實際並不在我們探討的訴訟文書的範圍內。

不过，由于“狀”除了“事狀”“情狀”“罪狀”的含义外，它本身也是一种文书形式，因此出现在文书中的“狀”，渐渐与《辭》和《牒》有了某种程度的混淆[83]。《辭》和《牒》有时也被称为狀。于是出现了“辭狀”（“右得上件口等辭狀”）[84]、“牒狀”（“右得上件牒狀”）[85]等称呼。到《宝应元年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如前所述，两个被撞伤的百姓，起诉书一个用的是《辭》一个用的是《牒》，但到官府询问当事人时，变成“问：得史拂郍等狀称：上件儿女并在门前坐，乃被靳嗔奴扶车人辗损”云云[86]，《辭》和《牒》都成了《狀≠E？杉这时，“狀”的用法已经泛化，可以代指《辭》和《牒》了。

不僅如此，在一些“牒，件狀如前”類《牒》文書中，逐漸在結尾出現了“請處分”、“請裁”等申請處分字樣，甚至出現了“謹狀”“狀上”。這就使這類《牒》超出了轉述事狀、彙報檢案結果等事務的功能，標志著《狀》作爲一種相對獨立的訴訟文書開始出現。

于是《牒》和《狀》开始混淆。一件《天宝年间事目历》有如下记載：“兵李惟貴狀爲患請口茣茱萸等藥”、“兵袁昌運牒爲患請藥［     ”[87]。同樣是兵，同樣是因患病請藥，一個用《牒》，一個用《狀》，可見二者已經混淆不清了。

到唐晚期，随着这种个人使用的、写有“狀上”、“请处分（请裁）”之类字样的《牒》文出现，《狀》作为一种诉讼文书正式出现了。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此类《狀》的实例，主要出现在敦煌。这是因为敦煌文书主要是唐后期五代的文书，而吐鲁番文书主要是唐代前期的文书。所以一般来说，吐鲁番文书中有《辭》而《狀》少见，敦煌文书中无《辭》而有《狀≠E

這種主要出自敦煌的訴訟文書的《狀》，其格式大致如下：

身份姓名   狀

右（直接寫所訴內容）。結尾——伏請處分（或伏請判命處分、伏請公憑裁下處分）

牒，件狀如前，谨牒。

年月日身份姓名  牒

舉一個例子：

唐景福二年（893）九月卢忠达狀[88]

1百姓盧忠達    狀

2    右忠達本戶于城東小第一渠地一段

3    廿畝，今被押衙高再晟侵

4    劫將，不放取近，伏望

5    常侍仁恩照察，乞賜公慿。伏請

6    處分。

7牒，件狀如前，谨牒。

8    景福二年九月  日押衙兼侍禦史盧忠達  牒[89]

此件《狀》的内容是诉田亩纠纷。申诉者是押衙兼侍御寿EＲ注意，其身份虽是押衙，但仍自称“百姓”。这或可解释我们在《牒》一节中困惑的现象，即为何有的百姓使用了“有瀑E闭卟拍苁褂玫摹峨骸貳Ｏ衷诳蠢矗一些低级胥吏（估计是前任胥吏）自称为“百姓”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称“百姓”者中，有些实际是或曾经是官吏。

《敦煌社会经济文獻真迹释录》中还收有多件此类诉讼文书的《狀》，可参看。

从这类《狀》的格式，可知有这样几个显着特点：1、身份姓名既置于首行，又置于末行，即既同于《辭》又同于《牒》，是混合了辭牒格式的格式。2、没有专门的“标的”，而是直接叙述所诉事项，这实际是吸收了官文书处理案卷的《牒》的格式的结果。“牒，件狀如前，谨牒”也说明了这一点。以上两点可证明诉讼文书的《狀》是从《辭≠E峨骸贩⒄苟来的。3、《敦煌社会经济文獻释录》中所录的几件诉讼文书的《狀》，都不是向某机构申诉，而是请求官员个人处分，如本件的“常侍”，以及其他各件的“大夫阿郎”、“殿下”、“司空”、“仆射阿郎”、“司徒阿郎”等[90]。因此颇怀疑这类《狀》的格式是敦煌地区特有的[91]。

总之，唐末诉讼文书中的这种《狀》，因带有“牒，件狀如前，谨牒”字样，应该说属于诉讼文书的《狀》的初步形成阶段，带有《辭≠E峨骸返呐ê裆彩。而且，正像中村裕一所说，虽然这种文书因有“狀”或“狀上”等字样，因此我们称其为“狀”，但这是我们现在的称呼，也许当时人仍然称其为《牒》呢。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诉讼文书的“狀式”就没有了“牒，件狀如前，谨牒”字样，但仍然前列告狀人，后以“谨狀”（或“具狀上告某官，伏乞……”）结束，年月日后复有告狀人姓名并“狀”字[92]。元代黑水城文书中的诉讼文书，也是前写“告狀人某某”，后写“伏乞……”，年月日后再写告狀人姓名并“狀”字[93]。它们与唐代诉讼文书中《狀》的继承关系是很明显的。

               六、唐代史籍中關于訴訟文書的稱呼

如上所述，从法典用语及出土文书的实例看，诉讼文书在唐代的称呼、形式、格式有多种，且互有交叉，复有演变。大致说来，正规的称呼应该是《辭》和《牒》，同时，其内容常被称为“狀”并与实体的《狀》逐渐混同，出现了“辭狀”、“牒狀”等称呼。到唐后半期，作为诉讼文书的《狀》开始出现。此时的《狀》带有鲜明的《辭≠E峨骸诽氐恪

与以上狀况相适应，在唐代史籍（法典之外）中，对诉讼文书的称呼也很不固定，大致说来，有以下称呼[94]。

1、辭牒

“辭牒”在史籍中使用不多，主要即出现在南北朝至唐代的史籍中。例如有：

《文苑英華》卷三六一引楊夔《公獄辨》雲：“缙绅先生牧于东郡，?属吏有公于狱者。某适次于座，承间咨其所以为公之道。先生曰：吾毎窥辭牒，意其曲直，指而付之，彼能立具牍，无不了吾意，亦可谓尽其公矣。”[95]杨夔不同意缙绅先生的说法，此当别论，其中提到的“辭牒”，显然是诉讼文书。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二《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回忆他在苏杭当刺史时事说：“杭土丽且康，苏民富而庶。善恶有惩劝，刚柔无吐茹。两衙少辭牒，四境稀书疏。俗以劳俫安，政因闲暇着”[96]。看来苏杭地区诉讼较少，这里的“辭牒”也指诉讼文书。

2、辭狀（附词狀）

“辭狀”似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以后直至《大清会典则例》都有使用，但最集中的，出现在唐五代史籍中。例如有：

《舊唐書》卷八八《韋嗣立傳》，引韋嗣立反對刑法濫酷所上的《疏》，在說到酷吏鍛煉冤獄時說“虽陛下仁慈哀念，恤狱缓死，及览辭狀，便已周密，皆谓勘鞫得情，是其实犯，虽欲寛舍，其如法何？于是小乃身诛，大则族灭，相缘共坐者，不可胜言”[97]。其中的“辭狀”应指诉讼文书或案卷。

《舊唐書》卷一八五下《裴懷古傳》言裴懷古爲監察禦史，“时恒州鹿泉寺僧净满为弟子所谋，宻画女人居高楼，仍作净满引弓而射之，藏于经笥。已而诣阙上言僧咒诅，大逆不道。则天命怀古按问诛之。怀古究其辭狀，释浄满以闻，则天大怒”[98]。这其中的“辭狀”显然指诉讼文书。

《資治通鑒》卷二百高宗顯慶四年（659）四月條言許敬宗等誣告長孫無忌謀反，高宗頗有疑惑，向許敬宗詢問。許敬宗在回答了長孫無忌謀反的原因後說“臣参验辭狀，咸相符合，请收捕准法”[99]。这里的“辭狀”指诉讼文书。《册府元龟》卷三三九《宰辅部·忌害》记此句为“臣参验辭伏，并相符合，请即收捕，凖法破家”[100]。其中的“辭伏”或当为“辭狀”之误[101]。

《冊府元龜》卷六一七《刑法部·正直》記“王正雅，文宗时为大理卿。?宋申赐事起，狱自内出，无支证可验。当是时，王守澄之威权，郑注之势在庭，虽宰相已下，无能以显言辨其事者。惟正雅与京兆尹崔管上疏，言宜得告事者，考验其辭狀以闻。由是狱稍辩，以管与正雅挺然申理也”[102]。这里的“辭狀”与“告事者”相连，也指诉讼文书。

《通典》卷二四《職官六·禦史台》言：“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辭狀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竟往门外收采。知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103]。这里的“辭狀”与“诉讼”相连，显然指诉讼文书。

“辭狀”又有写作“词狀”者。即以上条关于御史风闻的例子而言，《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台》作：“故事，御史台无受词讼之例。有词狀在门，御史采有可弹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104]，将《通典》中的“辭狀”写作“词狀”。

《唐律疏议》卷三十《断狱≠E肮偎境鋈肴俗铩碧酰ㄗ487条）云：“疏议曰：‘官司入人罪者’，谓或虚立证据，或妄构异端，舍法用情，鍜炼成罪。故注云，谓故増减情狀足以动事者，若闻知国家将有恩赦，而故论决囚罪及示导教令，而使词狀乖异。称‘之类’者，或虽非恩赦，而有格式改动；或非示导，而恐喝改词。情狀既多，故云‘之类’”[105]。

《旧唐书》卷百九十中《李邕传》记李邕天宝年间为北海太守，“尝与左骁卫兵曹柳绩马一匹，及绩下狱，吉温令绩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狀连引，敕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之”[106]。

唐代以后，“辭狀”多写作“词狀”。宋代政书《宋会要辑稿·刑法》就有多处“词狀”，例如《禁约门》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中书省言“乡村陳过词狀，未论所诉事理如何”、“或因对证，勾追人户到县，与词狀分日引受”[107]。元代政書《元典章》在《刑部》卷十五《书狀≠E凹记吏书狀”、“词狀不许口传言语”、“站官不得接受词狀”等条中也都明确使用了“词狀”[108]。不知上述三例唐代史籍中的“词狀”是唐代史籍的原文呢还是后代刊本的改写[109]，从宋元时代固定使用了“词狀”看，改写的可能还是很大的。

3、牒狀

“牒狀”的使用极少，检索《四库全书》，只有17处：最早出自《魏书》，最晚到宋金时期。唐代史籍中的两处，均与诉讼文书关系不大。其中一处出自《少林寺准敕改正赐田牒》，是少林寺方面回答有关机构对他们“翻城归国”的质疑，说他们曾发牒给当时“翻城”带头者的刘翁重、李昌运，结果李昌运的回答“与（刘）翁重牒狀扶同”[110]。这里的“牒狀”实际指刘翁重的答辭，与诉讼文书关系不大，但仍然是诉讼过程中的一种证词文书。

4、诉狀

“诉狀”的使用少于“辭狀”而多于“牒狀”，有66卷、74處。始于《宋書》，使用直至明清，而以宋朝最多。唐代史籍大約只有二、三處。例如：

《冊府元龜》卷四五七《台省部·總序》言知匦使始末雲：“唐太后垂拱元年置，以逹寃滞。天寳九載改为献纳，干元元年复名知匦。尝以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遗一人充使，受纳诉狀。每日暮进内，向晨出之”[111]。这里的“诉狀”显然指诉讼文书，不过《册府元龟》此处的《总序》是宋人所作，不能确证这是唐人的称呼。

《冊府元龜》卷四九一《邦計部·蠲複》記元和六年十月關于放免租稅制曰：“又属霖雨所损转多，有妨农收，虑致劳扰，其诸县勘覆有未毕处，宜令所司据元诉狀，便与破损，不必更令捡覆；其未经申诉者，亦宜与类例处分”[112]。这里的“诉狀”与下列“申诉者”相关，指诉讼文书无疑。

《續玄怪錄》卷二《張質》講亳州臨渙縣尉張質被追到陰間，“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门，，门额题曰‘地府’。入府，经西有门，题曰‘推院’。吏士甚众，门人曰：‘临涣尉张质。’遂入。见一美须髯衣绯人，据案而坐，责曰：‘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质被捽抢地，叫曰：‘质本任解褐到官月余，未尝推事’。又曰：‘案牍分明，诉人不远，府命追勘，仍敢诋欺’。取枷枷之。质又曰：‘诉人既近，请与相见’。曰：‘召寃人来’。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视质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仍敕録库检猗氏张质，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临涣尉。又检诉狀被屈抑事。又牒阴道亳州，其年三月临涣见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见任尉江陵张质，年五十一，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张质，年四十七。检狀过，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审勘。错行文牒，追扰平人，闻于上司，岂斯容易。本典决于下：改追正身，其张尉任归’”[113]。这里的“诉狀”与“诉人”相联系，所指必为诉讼文书。

唐代史籍中关于诉讼文书的称呼肯定还有许多，我们只列举了四种，即“辭牒”、“辭狀”、“牒狀”、“诉狀”，从中可见称呼的不固定。但若细细分析，这四种称呼又各有不同：“辭牒”和“牒狀”用例都很少；“诉狀”似只出现在唐代后半期；使用最多的是“辭狀”。因此，虽然我们说唐代当时对诉讼文书没有统一的称呼，但大致而言，多用“辭狀”，后来逐渐演变为“诉狀”。这种称呼的变化，与《辭≠E峨骸分鸾パ荼湮《狀》是相一致的。

                 七、簡短的簡論

以上我们通过一些实例，介绍和分析了唐代诉讼文书中的《辭≠Eⅰ峨骸貳ⅰ稜睢罚以及唐代史籍中对诉讼文书的相关称呼，由此可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

诉讼文书在唐代法典上的称呼是“辭牒”。就实际使用看，在唐前期，普通庶民使用《辭》；有品级或有一定身份的人使用《牒≠E！掇o》的格式特点是年月日姓名及“辭”置于首行，且有受理官司的名称，最后有“请裁，谨辭”类套话。《牒》的格式特点是年月日姓名置于末行，没有受理官司的名称。在“标的”之下以“牒”起首，结尾有“请裁，谨牒”字样，最后在姓名下复有“牒”字。《辭》和《牒》的内容都可以称为“狀”，是“事狀”“情狀”“罪狀”之意，后来受实体文书的《狀》的影响，逐渐出现了“辭狀”“牒狀”类称呼，诉讼文书中也开始出现“狀上”、“请处分，谨狀”类字样，后来出现了个人使用的诉讼文书的《狀≠EＵ庵帧稜睢泛有《辭》和《牒》的特点：庶民和官员都可以用；姓名置于首行（此似《辭》），年月日姓名复置于末行（此似《牒》）；前多有“狀上”（此似《辭》），后有“请处分，谨狀（或请裁下）”，最后有“牒，件狀如前，谨牒”（此似《牒》）。当《狀》逐渐出现后，《辭》就变得少见了，《牒》也逐渐被淘汰（因其首行不列诉讼人或告狀人）。这可以说是《狀》吸收了《辭≠E峨骸返奶氐悖从而使用广泛化所造成的结果，影响直至后代。

唐朝人对诉讼文书多称其为“辭狀”（或许是因为行文需要，即因四六文等行文节奏的缘故，需要将“辭”之类文字变成雙字节，于是添加了“狀”字）或“词狀”，到后期，渐有“诉狀”的称呼产生。此后，“狀”就成了诉讼文书的固定称呼。在宋代，史籍多称“词狀”和“诉狀”，元代亦然。这就与唐代的《辭》和《狀》有了很明显的继承关系。除此之外，称“辭牒”或其他的也还有一些，大约都不占主要地位，换句话说，《辭≠E峨骸纷魑诉讼文书曾经的形式或称呼，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我们今天叙述唐代诉讼文书，或以诉讼文书来研究各种问题，应该如何称呼呢？我想，叫“辭狀”“诉狀”都可以，而前者或更具唐朝特色。

關于唐代訴訟文書的實況，以上只是作了極其粗淺的介紹和分析，若要得出更符合唐朝實際的結論，可能還需要再搜集更多的文書資料和傳世史籍資料，這一工作，希望在今後能繼續進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