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

 

明代公、侯、伯爵位封襲制度長期爲學界所忽視，尤其涉及承襲制度，問津者甚少。[1]作爲世襲制度，爵位的“封”與“襲”是兩個環節，明朝尤重勳爵承襲，實行嚴格的勳爵勘驗措施，以保證勳爵傳承有序，與國休戚。是故，爵位承襲過程中涉及大量細節問題。而朝廷的嚴密勘驗，整肅了勳臣的家族秩序，實際上起到以國家強制力構建勳臣宗族組織的作用。在國家制度的約束引導下，勳臣家族內部的宗族活動與組織亦非常活躍和嚴密。與此同時，族衆之間爭奪爵位、破壞宗族的現象亦頻頻發生。鑒于明代勳爵承襲及相關問題尚未得到學界的足夠重視，筆者嘗試兼顧制度史的梳理與家族史的分析，考察明代勳爵承襲制度的演化及與之相關的勳臣家族內部活動狀況。

 

            一、勳臣爵位承襲制度的形成過程

 

（一）洪武朝勳爵承襲制度初步確立

朱元璋初封功臣時，對勳爵承襲的制度設計尚粗簡。他規定當時得封公、侯者皆可世世承襲，^[2]且一般由嫡長子優先繼承爵位，如洪武十年（1377）鄧愈死，長子鄧鎮襲爵位。^[3]勳臣如果無子，身死爵除，如洪武四年（1371），廣德侯華高無子，“以鐵券納之墓中”^[4]。爵位承襲以鐵券、诰命爲憑證，鐵券分爲左右兩面，左頒于功臣之家，右則藏于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5] 可見洪武初年基本構建了嫡長繼承的勳爵繼承制度，遵循先嫡後長，無子國除的總原則。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諸司執掌》編成，其中詳細規定了由吏部司封部具體負責執行的勳臣爵位繼承制度：

 

受封官身死、須以嫡長男承襲。如嫡長男事故、則嫡孫承襲。如無嫡子嫡孫、以嫡次子孫承襲。如無嫡次子孫、方許庶長子孫承襲。不許攙越。仍用具奏、給授诰命。劄付翰林院撰文。具手本送中書舍人書寫。尚寶司用寶完備。具奏頒降。[6]

 

至此，明代勳爵承襲正式依照“嫡長繼承”原則執行，與一般武職、宗室、衍聖公及土司等世襲官爵的承襲原則一致，勘驗以鐵券、诰命爲准。

但洪武時期勳爵承襲的執行依然缺少制度規範，朱元璋經常以個人好惡改變承襲原則。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十月，朱元璋以“罔思報國之意，虧忠違禮”罷黜常遇春子常茂鄭國公爵位，又改封常遇春次子常昇爲開國公。^[7]誠意伯劉基告老居鄉後受胡惟庸誣陷，引得朱元璋猜忌加深而致死，^[8]後朱元璋又令劉基子劉薦承襲爵位，诰命中有“公父子俱沒于奸邪，紊政之時，其節不移”^[9]之句，體現出朱元璋對罷廢劉基的反悔。另外，朱元璋頒布完善勳爵繼承制度時已近洪武末年，當時開過功臣及其子弟多遭打擊屠戮，有幸連續承襲爵位者寥寥無幾，該制度幾乎成爲空文，大批勳家處于“封而未襲”的尴尬境地。可以說，朱元璋是爲後代留下了一套勳爵繼承制度的遺産，該制度的真正落實是在永樂朝以後。

（二）臣世襲身份穩定

永樂朝始，勳臣的地位逐步穩定，在這一曆史條件下，勳臣爵位代際承襲方步入正軌。

成祖對勳貴還保有一絲嚴酷。一方面，他繼續剪除洪武舊勳以除後患，故《名山藏》一書稱“景隆以負國墐戶，江陰以被劾入券，長興以傲上奪田，越巂、安陸之流，載複載仆，終夷氓隸”^[10]。另一方面，如果親封勳臣有過失或涉嫌疑，成祖也會革爵以懲罰之。如永樂七年（1409），靖難首臣淇國公丘福領兵北征，輕舉進攻，造成“所失亡數萬”的結局，丘福雖身死，仍削封爵，追奪诰券，徙家海南”^[11]。成祖對乃父的嚴酷政治傳統有所繼承，以致明中期內閣大學士李賢有“永樂初，靖難功臣不下數十人，然克享祿位于悠久者鮮矣”的說法。^[12]然而，此說顯然有所誇大，成祖所封勳臣中，平穩承襲爵位的世爵勳貴和子孫承襲指揮使等武官的流爵勳臣占到全部勳貴的百分之七十以上，^[13]勳臣如無重大過失是能夠克保祿位的。即使是懲處勳貴，明成祖也常留有余地，如魏國公徐輝祖因曾幫助過建文帝，甚至兩度被成祖廢除魏國公的爵位，但最終魏國一爵還是保留下來；^[14]另如同丘福出征的安平侯李遠、武城侯王聰，因爲曾勸誡過丘福，故皇帝特准二人子李安、王琰承襲伯爵。^[15]

洪、宣兩朝後，政治氛圍漸緩，皇帝對勳臣更加寬容。勳臣犯一般過失可能被譴罷閑住減俸，但仍保留爵位。如成化十二年（1476）六月，豐潤伯曹振及修武伯沈煜、泰甯侯陳桓、靖遠伯王珩等勳貴，“容留通奸”，並“混雜僧娼飲酒”。事發後，沈煜被判罰“住俸帶頭巾閑住”，曹振三人“罰俸一年”且不許領職事，但四人爵位無損。[16]很多勳貴即使受到革爵下獄的懲處，仍有機會繼續擔任高官，甚至可以重新立功複爵。這樣，除爵變得和一般的過失降職類似，不再連帶致命打擊。如第二代榮昌伯陳智宣德年間在交趾戰場上失律奪爵，被“降作事官，發宣府立功”，至正統四年（1439）“恩宥，降宣府左衛指揮使”^[17]，這裏所謂的“事官”應是犯罪勳臣除爵後所領的一種權宜職事。另鎮遠侯顧興祖在“土木之變”中私自逃回，本應處死，但景帝削其爵，命他參與北京保衛戰以立功贖罪，後顧興祖又積功爲都督同知，到景泰三年時（1452）複伯爵。^[18]有勳臣犯大罪革爵論死，但只要所犯未到謀逆叛國的程度，其子弟依然繼承原爵，家族的勳臣地位不會喪失。嘉靖二十年（1541）九月，“強悖無人臣禮”且屢犯“奸利事”的武定侯郭勳被嘉靖帝投入錦衣衛監獄，瘐死。郭勳死後，皇帝奪去了他的诰命鐵券，但沒有株連其宗族，不久郭勳的兒子又嗣武定侯爵。^[19]

部分勳臣確實因各種原因被革除爵位，但朝廷常常會以錄其子孫爲世襲軍官的方式安撫之。英宗對景泰朝冊封的中興勳貴昌平侯楊洪、定襄伯郭登心懷不滿，複辟後嚴厲打擊兩爵，不過成化、弘治二帝又對兩家有所補錄，並未趕盡殺絕。楊洪子楊俊在景泰七年（1456）因“強奸父親”被罷爵，由子楊珍襲爵，英宗複登極後追究楊俊罪責，連帶將楊珍除爵充軍，楊氏家人在成化、弘治朝不斷奏請，孝宗終錄楊珍爲龍虎衛帶俸指揮。[20]定襄侯郭登在天順初被糾劾降爲都督佥事，天順八年（1464）郭登複爵，登死後爵位由其侄郭嵩承襲一代，郭嵩子郭參後爲錦衣衛帶俸指揮使。[21]甚至某些冒濫得爵者被停襲後，仍享子孫世襲錦衣等衛的優待。如成化朝奏准，以天順“奪門”功封爵者一概革除，但“奪門”功臣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均有子孫被錄爲錦衣衛世襲武官。[22]世宗登極後全面打擊武宗朝所封佞幸勳臣，太監張永兄弟泰安伯張富、安定伯張容先後自請辭爵，因世宗仍有意起用張永，故他准富、榮二人繼續充任都督，並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使。[23]

在一些特殊情況下，皇帝還會酌情集中複錄那些前朝失爵者的後代爲高級世襲武官或直接複其爵位，使功臣家族香火綿延。明代有幾次較大規模的複錄，其一是天順元年（1457）七月，當時權貴武清侯石亨以前朝勳臣“以罪削爵，子孫不得襲已久”爲由，請故廣平侯袁容、富陽侯李茂、安順侯薛貴、成山侯王通、保定侯孟瑛的子侄複嗣爵位。英宗爲安撫石亨，也爲收羅勳臣以維護複辟後的朝政，同意石亨之請，^[24]他下诏雲：

 

廣平侯、武定侯子孫還襲侯爵，富陽侯、安順侯、成山侯、保定侯子孫都襲伯爵，鎮遠伯複侯爵，清遠伯、會甯伯子孫都做都指揮使，安平伯、榮昌伯子孫都與都指揮同知。^[25]

 

其二孝宗皇帝複開國功臣子孫爲指揮使。弘治五年（1492），孝宗尋找到李文忠裔孫李浚、常遇春曾孫常複、鄧愈玄孫鄧炳、湯和玄孫湯紹宗四家開國公爵後裔，將他們“皆定以南錦衣衛使，各近墳茔守祀”；弘治十五年（1500），皇帝又錄劉基後代爲處州衛指揮使。^[26]其三是嘉靖十一年（1532）四月，世宗在孝宗複錄的基礎上，以“興亡繼絕”、“酬德報功”^[27]的名義，再封開國五家後代，其中常玄振爲懷遠侯、李性爲臨淮侯、鄧繼坤爲定遠侯、湯紹宗爲靈璧侯，兩個月後又複劉基後代劉瑜爲誠意伯。^[28]

    明代中期以後，勳臣被革爵而子孫永不複錄者一般出于三種原因：第一，犯有重大軍事過失。如成化四年（1458），甯夏總兵官廣義伯吳琮在平定滿四之亂時指揮失誤，導致明軍慘敗，被革爵充軍，廣義伯爵至此停絕。[29]第二，具有威脅皇權統治的傾向，乃至謀反。如天順朝忠國公石亨、昭武伯曹欽，嘉靖朝平虜伯江彬、鹹甯侯仇鸾等。第三，立功勳臣確實無親生子孫承襲。如“靖難”功臣雲陽伯陳旭絕嗣，其義孫陳銘在景泰六年將雲陽伯诰券上繳。[30]

（三）永樂以降勳爵繼承的基本模式

永樂以後，勳貴爵位承襲依洪武所定“父死子繼”、“先嫡後長”的基本原則執行，另外還有“兄終弟及”[31]、隔代世襲等特殊襲爵情況[32]。正式承襲時，需“徵券诰，論功過，覈適孽”，以“第其世、流、降、除之等”。^[33]自“靖難”封爵始，爵位有流有世，世爵子孫承襲本爵，流爵子孫降等世襲，流伯子孫降爲一般武官。若勳臣再立新功加爵入世襲者，子孫世襲新爵，如永樂三年（1405），新城侯張輔加封爲英國公，“子孫世襲”[34]；不入世襲者，子孫世襲原爵，如成化四年（1468），“襄城伯李瑾以征蠻功進封流侯”，李瑾死後子孫還襲襄城伯。^[35]有的勳爵承襲幾代後，又因特殊緣故降襲，如永樂朝薛彬“以督營造功”封永順伯，“子孫世襲指揮使”，薛彬死後，仁宗特許其子薛壽重世襲伯爵，後又世襲兩代，至正德朝，薛玺按流伯例降爲指揮使。^[36]

爵位承襲的具體勘驗工作由吏部，由其是下屬驗封司和五軍都督府負責。《吏部職掌》記載：“公、侯、伯事故，子孫奏襲，行禮工二部查祭葬畢，本部方與具題，行移該府，該府保勘應否襲爵，取具結狀宗圖連人送部辨驗诰、券明白，請定奪。”[37]據此，前一代勳臣亡故，嗣爵者必須先將死者安葬，方能向朝廷請襲，此爲襲爵流程的第一步驟。嘉靖二十年（1541），世宗題准“公、侯、伯病故，必先奏請殡葬，方許襲爵，違者，參奏治罪”[38]，嚴格遵從“先葬後襲”，“爲人後者爲人嗣”的禮法傳統。是故，爲了能迅速安排喪事以保證爵位承襲，明代有“每勳戚大臣病故，上遣谕祭，喪家辄厚幣爲謝，習以爲常”[39]的風氣。成年勳爵子弟請求承襲一般自行向朝廷奏請襲爵，亦有不少由他人代請，代請者多是其母親或祖母，這些女性家族成員有時還會在襲爵事務中發揮很大作用。如武定侯郭氏家族因族內紛爭曾一度失去爵位，長支後代郭良權且被授予指揮使之職。郭良在成化、弘治年間不斷奏襲，引起皇帝反感，成化十五年（1479），憲宗判他“若再來攪擾將指揮使革去”，至弘治元年（1488），郭良再請，孝宗將其革職發落。[40]此後郭良繼續請襲爵，其母親許氏亦不顧風險在十余年間多次代爲奏請，至弘治十五年（1502），孝宗皇帝最終准郭良複襲武定侯爵。[41]也有勳臣家族男性成員出面爲晚輩請襲的事例。萬曆二十四年（1596），成國公朱希忠死，其弟左都督朱希孝“奏將朱希忠嫡長男朱時泰承襲”[42]。朱希忠在世宗朝即“加太保、賜肩輿”，“內掌羽林佽飛之士，外持節察舉京兆諸不法者”，並扈從世宗出行，承上“密旨”，且朱希孝與其兄成國公朱希忠關系親密，堪比西漢“萬石君兄弟”[43]。憑借這樣的身份地位，朱希孝代表家族請爵，更顯封爵之莊重。

按襲爵程序，待襲爵者安葬前代勳臣並奏報請襲事宜後，由五軍都督府出面初驗請襲爵者身份，並負責開出該勳臣家族的世系宗圖，以待吏部進一步勘驗。關于五府勘合與勳臣宗圖繪制，詳載《皇明功臣封爵考》所錄嘉靖三十四年（1555）六月吏部上奏：

 

雾摨于凡勳爵襲替，雖以诰券爲重，尤于保勘加嚴，所以明系屬、慎封爵也。……但兩京五府向無冊籍可稽，遇有奏襲，不過臨時取勘。……合無備行兩京五軍都督府各委堂上官一員，將各該公、侯、伯始封承襲來曆並立功人下的派子孫與應襲之人俱備造宗圖人冊，一樣三本，一本存留本府，一送本部（吏部），一送吏科各備照，向後五年一次造報，著爲定規。[44]

 

洪武初封功臣時，朱元璋即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45]，可見勳臣以軍功封爵，有關封爵的原始文案收存于主管軍務的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1380），大都督府分化爲五府，至永樂以後五軍都督府名義上是國家最高軍事機關，但只負責收掌“凡武官诰敕、俸糧、水陸步騎操練、官舍旗役並試、軍情聲息、軍伍勾補、邊腹地圖、文冊、屯種、器械、舟車、薪葦之事”等各類軍事檔案，遇事“並移所司而綜理之”，^[46]有關封爵的檔案亦當收存于五軍都督府中，五府是最有條件開展勳爵承襲勘驗的機構。永樂以後，兵部全權執掌軍政大權，五府常被認爲是“不過守空名與虛數”^[47]的閑職部門，但參與勳爵承襲勘驗確是五軍都督府的一大行政職能。

    至于哪一都督府具體負責哪一家勳臣的襲爵勘驗、宗圖開造，史無明載。依隆慶朝兼掌吏部的閣臣高拱《掌铨題稿》錄《題行查建平伯孫高添爵疏》，建平伯高士文後代在嘉、隆兩朝因襲爵不定反複産生爭議，一直是由掌前軍都督府的勳臣負責勘驗，如有“前軍都督府管府事靖遠伯王瑾咨”[48]，後又有“前軍都督府管府事懷甯候孫秉元”及“前軍都督府掌事太子太保英國公等官張溶”參與會審，[49]而高士文在永樂五年（1407）以前軍都督府佥事戰死交趾，追封伯爵准世襲，[50]而後代建平伯高士霳亦帶俸于前府。[51]據此推知，高士文自前府都督加封勳爵，其封爵前的履曆檔案即應保存在前軍都督府，而平伯後代亦循祖宗例多帶俸于前府，故由該府負責高氏承襲的勘驗與造圖。其他勳家也應該與之類似。嘉靖以後勳臣宗圖每隔五年定期造冊，分別收存于五府、吏部與吏科以備互對勘和，萬曆朝任吏部驗封司郎中的鄭汝璧輯錄有《皇明功臣封爵考》，書中附有大量勳臣宗圖的樣本，其基本形制是簡單的世系圖，記載每一代襲爵子孫及支系子孫的姓名，有時或兼記勳家子孫的個人履曆。

五府初驗完成，將造冊文案轉交吏部，請襲爵者侯吏部的進一步驗證。吏部勘驗主要由驗封司負責，該司“贊冢宰诏王冊勳伐，遇封拜則核故實，議可否”，“蓋職司無重于此矣”[52]。吏部勘驗勳臣襲爵所憑借的實物依據除鐵券、诰命、五府開驗宗圖外，還有關鍵的《功臣襲封底簿》一種。《功臣襲封底簿》由吏部驗封司編訂，記錄各勳家的封爵緣由，曆代承襲狀況，現存的《明功臣襲封底簿》是經正德、嘉靖兩朝三次謄抄補修成型的版本。據現存《底簿》前言載，嘉靖九年（1530）吏部驗封司查得“前項底冊只有該部一本現存，其余查無下落，”請求以“堅厚紙張置簿三扇”，用“楷書謄錄”出三份加蓋吏部印章，分藏吏部本堂、吏部驗封清吏司和吏科。[53]可見明代早有修撰《功臣封袭底簿》一式三份贮藏以备勘验的定制，只是《功臣襲封底簿》最初修纂时间不详。又嘉靖十六年（1537），吏部驗封司上奏：“本司文卷年久多缺，除魏國公徐鵬舉等三十三員遺失宗圖另行查補外，其成國公朱希忠等二十四員宗圖現在，俱合查照原圖附入底簿後，通用堂印钤蓋，照舊收掌，以後遇有奏襲到部，揭簿按圖查明。”[54]至此，吏部所掌勳臣宗圖與底簿合二爲一，形成經緯縱橫的嚴密模式。吏部在勘驗過程中具有較大的參議權，會提出嚴苛的驗爵意見。如嘉靖五年（1526），曹棟請襲豐潤伯爵，吏部因“尹祖曹義雖曾立有鎮守邊功，原非開國靖難功臣之比”對該爵承襲題出異議，但世宗依舊准曹棟襲爵。至嘉靖六年（1527），曹棟死，子曹松請襲，吏部又認爲“曹義以都督進封伯爵，承襲三世足以酬其功勞，今曾孫似應減襲”，未被皇帝采納，曹棟繼續嗣伯爵。[55]可見吏部官員完成勘驗上奏，但最終定奪襲爵事宜的還是皇帝。

遇特殊情況時，勳爵承襲還需要吏部、五府以外多個衙門聯合勘驗，如鎮守雲南黔國公爵位的承襲過程就例有滇地撫按方面官參與，弘治九年（1496），第四代黔國公沐琮死，沐崑將嗣，廷議以沐崑爲沐琮從孫，“止宜嗣昭靖初封侯爵”而不應襲公爵。皇帝令“事下雲南守臣覆議”。[56] 如果襲爵案情複雜，甚至上升到刑法層面，尚需禮部、三法司、六科甚至錦衣衛介入勘察。

若請襲爵者年幼，明代還有所謂“借襲”一說。如廣甯伯爵劉榮有三子，長劉湍、次劉淮，再次劉安。劉湍“襲爵早卒無嗣”，劉淮“亦卒，其子瓘方幼”，劉安“乃借襲，正統己巳守大同以功進封廣甯侯。[57]”成化十二年（1476），劉安死，劉安子劉璇與本應襲爵的劉瓘“爭襲屢上疏各自陳”。但這種襲爵方式極易引起勳臣家族成員爭襲爵位，是故明代通常以勳臣優給制度處理請爵者年幼的問題。[58]《吏部執掌》載其法曰，凡公、侯、伯死後子孫未出幼者，“奏請優給，本部具題，行移該府保勘明白，連人開送，覆題應給祿米，請自上裁。”[59]年幼的襲爵者由其家屬代向朝廷奏報，待襲爵者經吏部、五府保勘，一般不立刻襲爵，而由皇帝決定其優養待遇，成年後再襲爵。爲幼年勳臣子弟代請爵位的一般是前代勳臣的配偶且是將嗣爵者的嫡母、生母或祖母。在前代勳臣身死，待襲者尚幼的情況下，這些女性當然是向朝廷奏報襲爵事宜的最佳人選。有時擁有特殊身份的男性勳臣家族成員也會出面爲年幼親屬代請。如成化二十二年（1486），本應以長子襲甯陽侯爵但犯罪坐廢的陳晟向朝廷奏報：“臣罪廢，臣男宜優給”，意在將其幼子陳輔優給。[60]關于一般武職出幼年限，明代嘉靖朝抄本檔案《兵部武選司條例》載，“洪武元年起至止三十一年以前，三十五年以後至弘治、正德獲功升者，子孫優給至十五歲出幼”，而“洪武三十一年起至三十五年止奉天過江獲功升職者，子孫優給至十六歲出幼”。[61]在明代，以“奉天靖難”功授職的武官在明代爲“新官”，在優給襲職問題上受到特別優待，洪武朝得職者爲“舊官”，他們與永樂元年（1403）以後得官者在優給襲職待遇上均略遜于“新官”。[62]而据《明功臣襲封底簿》，永乐以降勋臣出幼年龄亦有十五岁和十六岁两种，应沿袭自一般武官的规定。如景泰六年（1455），“靖難”元勳英國公張輔子張懋滿十六歲，“准出幼”^[63]；而洪武功臣武定侯郭英後代郭良天順五年（1461）“年方八歲”由母請爵，朝廷命“出幼時來說”，至成化四年（1468），郭良應出幼，是年十五歲整；[64]又成化五年（1469），永樂九年（1411）受封恭順伯吳允誠後代吳鑑十五歲出幼。[65]關于勳爵優給祿米，一般有兩種給賦模式。其一是每年給原額祿米一半，此法與一般武職優給無異，[66]其二是正統十三年（1448），英宗命八歲的徐永甯暫不襲定國公爵，“每月與米十石優養”[67]，該種方式此後被更多地援引做成例使用。由于優給制度權由皇帝定奪，初期常帶有隨意性，勳臣“出幼”年紀和優給祿米數額亦不定，甚至有待襲爵者長期領優給，但被頻頻被推遲出幼年紀而不能正式襲爵的事故。如宣德七年（1432），六歲的陳埙年請遂安伯爵，宣宗以其“年紀小”，准“每歲與他祿米一半優養”，又命“到十歲時引來見了，著他襲爵遂安伯爵”。至宣德八年（1433），宣宗又命陳埙十五歲時再議襲爵事宜。正統六年（1441），陳埙年滿十五而上報襲爵，英宗又命令其“待二十歲來說”。拖延至正統十一年（1446），陳埙方襲爵。[68]明中期以後，優給成例漸多，勳臣優給制度漸趨穩定。

也有一些幼年請爵者以稚童直接襲爵，但出幼之前也需專門看護優養，不能視事領職。如第二代英國公張懋十一歲襲爵，景帝命他“在家讀書，免朝參”，至景泰六年（1455）張懋滿十六歲，准出幼。[69]另嘉靖十五年（1536），黔國公沐紹勳死，雲南撫按官以“本鎮難以缺官”，請沐紹勳子沐朝輔“不侯出幼，止年十歲襲黔國公，充總兵官，挂印鎮守”，得到皇帝批准，但沐朝輔年幼期間雲南相應事務“暫令巡撫都禦史處分” [70]。

對于新襲公、侯、伯並驸馬“年二十五歲以下者”，明代規定，由吏部驗封司“用手本送禮部轉送國子監讀書習禮”[71]，以加強對年輕勳臣的約束。

綜上，明代勳爵承襲制度源起于洪武、永樂朝，經過不斷發展，至嘉靖朝，包括請爵、五府宗圖繪制、吏部底簿編纂在內的一整套襲爵制度皆趨于完善。明代實行武職世襲制度，而勳臣多源自武將，是故勳爵承襲與武職承襲在嫡長制、出幼年限等一些基本原則上相同，但勳爵世襲更具有家國一體的特性。故明廷制定更爲嚴格、更高規格的勘驗制度，杜絕勳爵承襲爭端，保證爵位有序傳承以凸顯國家統治的合理性，即所謂“河山帶砺國與鹹，父死子嗣限制嚴”[72]。

 

  二  勳臣宗族組織與宗族意識的興起

 

中國古代封爵世襲本緣起于商、周宗法封建制度。明朝廷保障勳臣世襲地位且制定嚴格的爵位承襲勘驗制度，實際上起到了以國家強制力整肅勳臣家族內部秩序的效果，其中宗圖、底簿制度更是以國家檔案的形式明細了勳臣家族的曆史起源、宗派世系，其效仿上古宗法制的“曠然複古”^[73]意味濃厚。勳臣族內嚴格的世系傳承甚至成爲了明代士人理想化宗法制的範本，《大學衍義補》即雲：

 

欲行宗子之法，必自世胄始。今世文臣無世襲法，惟勳戚及武臣世世相承，以有爵祿。此法斷然可行。若夫見任文臣及仕宦人家子孫與夫鄉裏稱爲大族臣姓，自謂士大夫者，朝廷宜立定制，俾其家各爲譜系。……若夫軍官襲替故事，明具宗支圖，亦俾其明白開具，如五宗之法。[74]

 

《菽園雜記》作者陸容亦認爲，“古人宗法之立，所議立民極定民志也”，然而“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而“今人不能行者，勢不可行也”，但明代“武職尤有世祿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75]。

除規範襲爵承襲本身，明代還實現一系列措施，進一步加強勳臣的宗族活動與組織，將其上升爲國家制度的一部分。如早在洪武二十九年（1396）八月，禮部就曾向朱元璋奏：“公、侯及品官之家宜造屋三間于居宅之東奉祀祖先，如未能造屋及祠堂窄狹，須請神主出中堂享祭。若高祖年遠子孫不能記其排行名諱者，則開其位只祭三代。”^[76] 至永樂三年（1405），成祖正式將魏國公徐達家族祭祀納入國家祭祀系統內，他谕禮部：“中山王勳德，國朝第一，當百世不忘。自今正旦、清明、中元、十月朔、冬至，皆遣祭于家廟。凡祭日，魏國公與遣祭官一揖而進。陪酒與送迎之禮，皆本府指揮一員行之。”[77]而“靖難“首臣成國公家族的祭祀也有上升爲國家祭祀的意味。成國公家族墓地在明十三陵附近的北澤山，拱衛皇陵，且與皇陵共同受祭，其姻親李東陽曾作詩盛譽：“二王（指追封東平王初代成國公朱能及其子追封平陰王成國公朱勇）祔葬六陵東，丘壟成行列上公。……河山帶砺君恩遠，俎豆春秋祀事同。”[78]成化十五年（1479）二月，南京禮部又請修勳臣墳墓，憲宗“敕工部修治，無子孫者複其墓鄰一人守護之”[79]。勳臣家族中除承襲本爵者外，還有大批無爵子弟，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也存在懸殊，其中大多人擔任各類武官，世享國恩，[80]也有的勳臣後代未沾流澤，齒與氓隸，如武定侯後代郭良曾長期不能繼承爵位，故雖“世勳戚，赀中落”[81]。爲了團結勳臣家族成員，正統十二年（1447）英宗規定勳臣祿米“有自願分與族親者聽”，如果勳貴不欲分發祿米，“親族不許爭訟分奪”^[82]。

基于優厚境遇，永樂以降勳臣家族不斷繁衍壯大。徐達後代“一門兩公”，“往往對握二都兵政”[83]，南京的魏國公家族世代坐鎮南都，直至明亡；北京的定國公例充任五府職務，享受恩寵。^[84]明中葉名臣李賢以“太宗文皇帝靖難功臣尤盛，而元勳上公子孫能繼者亦惟平陰王一門”^[85]形容成國公朱勇家族的興盛；李賢還褒譽英國公張氏家族雲：

 

今世勳臣之盛無如張氏一門，蓋永樂初靖難之臣雖衆，而功之著者河間、定興兩王也，天順初翊戴之臣雖多，而功之著者文安、太平兩公也。嗚呼！張氏父子兄弟四人鹹建非常之功，此所以享福祿榮名于當世與國鹹休也。^[86]

 

面對著國家優待的和家族世代興盛的之況，明代中前以後一些勳臣家族成員，尤其是文化水平較高者自發地産生了宗族榮耀感，他們踐行禮祀，撫恤族衆並熱心于收集家族文物，宗族意識和行動不亞于文人士大夫。正統朝鎮守雲南黔國公家族的沐昂是沐英之子、沐晟之弟，他本人官至左都督，以善詩文著稱，[87]曾以“吾兄承父烈，帶砺並山河……竹錦垂名後，元勳在不磨”[88]之詩句贊揚家族的豐功偉業。成化、弘治間嗣平江伯陳銳更是力行維護宗族，他“禮重喪祭，撫庶弟铎、镃及諸妹，皆爲婚嫁，分所得祿給族黨”[89]；隆平伯高霳在正德朝奉命往蘭州冊封藩王的途中，“道經鹹陽，自謂原籍本縣白良裏人”，特意“訪求伊祖士文丘墳，設牲拜祭”，其盛況“鄉裏之人，衆所共見”[90]。晚明居南京的衛國公鄧愈後人秀才鄧武津收藏有鄧愈穿著的戰裙，鄧武津對來客展示此裙以耀之；[91]而誠意伯劉基後代家中收藏有朱元璋欽賜劉基子劉璟的鐵簡，劉基後人亦常將鐵簡文物“每出以示客”[92]，萬曆朝名士焦竑曾親見此簡。[93]勳臣族中的女性也在凝聚宗族力量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如武定侯郭良長期不能正常襲爵，其妻柏氏以“祖爵未嗣，憂方大耳”激勵他去維護家族的權益，而柏氏對郭氏“諸族黨雖幼且賤，亦施禮遇，未嘗以貴盛加人”[94]，表現出緝和宗族的意識。據《萬曆野獲編》記載，明代勳臣家族還以嫡長爵位繼承爲核心，自發形成了一套組織宗族的“爵主”制度：

 

凡公、侯、伯家最尊嫡長，其承襲世封者，舉宗呼爲“爵主”。一切凶吉大事以及爭阋構鬥皆聽爵主分剖曲直。其罪稍輕不必送法司者，得自行笞禁，不避尊行，亦尤天家親藩及郡王體例，最合古人宗法。然惟開國、靖難諸故家爲其然，其他暴貴者，不能盡聽約束矣。^[95]

 

勳臣家族嚴格的宗族組織模式可見一斑。但這條材料也反映出一個問題，即嚴密的宗法制度並不能良好貫徹，勳家子弟不聽約束的現象亦廣泛存在，其中勳臣族衆間爭襲爵位造成家族矛盾的狀況尤爲突出。

 

三  爵位爭襲與勳臣宗族的破壞

 

明朝制定嚴格的襲爵勘驗制度以“辨嫡庶，明倫序，以杜爭端”[96]。但爭襲並不能真正杜絕，勳臣子孫“爭襲紛然” [97]的現象時有發生，嚴重破壞宗族內部和諧。經筆者不完全統計，擇出有明一代典型爭襲事件十二例，現按事件發生時間先後順序編號胪列，以資分析：

1.遂安伯家族事例

永樂八年（1410）遂安伯陈志死，其罪废嫡长子陈良之子陈瑄及立有军功任指挥使的嫡次子陈春之子陈瑛二人“争袭爵，分辨不下”。成祖认为陈瑄父亲“不曾出气力”，但他是嫡长孙，陈瑛父亲“随征曾出气力，做指挥”，陈瑛现已袭指挥之职务，但若袭爵“于嫡孙的理上有碍”。于是命吏部曰：“写两个纸阄着他拈，拈着的袭遂安伯。” 最终陈瑛得袭。^[98]

正統十一年（1446），遂安伯陳瑛死，庶長男陳埙襲爵。正統十四年（1449）陳埙北征死無子，母朱氏請其弟陳韶襲爵，陳瑄繼續爭襲爵。景帝以“如今朝廷用人之際”，命總兵官石亨、楊洪及兵部選陳韶、陳瑄二人中“老成堪任事”的先襲爵。結果陳瑄“年老筋力衰微罷”，陳韶因“身量長成”得襲。^[99]

2.泰甯侯家族事例

永樂十七年（1419），泰甯侯陳珪死，長子陳玺“自立軍功爲武城左衛指揮使，先故”，次子陳愉襲爵。永樂二十年（1422）陳愉北征失機發錦衣衛死，陳玺子陳锺與陳愉子陳镛皆告襲。永樂二十二年（1424），成祖命：“陳玺的兒子陳锺既是陳珪庶長孫，依太祖高皇帝定的例，著陳锺襲爵泰甯侯”。^[100]

3.武定侯家族事例

第一代武定侯郭英正妻馬氏無子，後代“俱郭英庶出子孫”。其中妾何氏生郭振，爲永嘉公主驸馬，與公主生男郭珍，郭珍生郭昌、郭昭，郭昌生郭良。郭英又有妾嚴氏生郭銘，郭銘生郭琮、郭玹，郭玹生男郭聰。郭玹因有妹郭氏爲仁宗貴妃，故永樂二十二年（1424），仁宗欽准“都督郭玹著他襲封武定侯”。宣德十年（1435），永嘉公主奏“要將男郭珍襲爵”。英宗爲安撫，命郭珍“特授錦衣衛指揮佥事，支俸不管事”。至正統十二年（1447）七月，郭玹病故，郭珍及郭玹男郭聰各奏爭襲。正統十二年（1447）十二月，英宗因郭珍、郭聰爭襲不下，命：“既他每爭襲，都不准襲侯爵，只與郭聰做指揮佥事，錦衣衛帶俸。”^[101]

天順元年（1457）七月十二日，英宗欽诏“武定侯子孫還襲侯爵”，並命“左府並都察院勘問，得郭英嫡長曾孫郭昌應該襲爵”。同時郭聰亦奏要爭襲爵位，而郭昌弟郭昭亦行賄崇信伯費钊，唆使費钊“誣嫡孫昌不孝，欲奪其爵”。天順三年（1459）五月，英宗命郭昌襲爵。天順五年（1461）二月郭昌病故，“妻曳氏奏要將庶長男良襲爵，年方八歲”，朝廷命“出幼時來說”。至天順八年（1464）三月，曳氏奏郭良優給，朝廷每月與郭良食米二石。^[102]

成化四年（1468），郭良出幼應襲爵，而“郭聰又奏郭良系奸生之子”，繼續爭爵，吏部上報。憲宗以郭氏“既爭襲不明”，著“郭良只著做指揮錦衣衛指揮佥事”。後郭良不斷上報請求襲爵，憲宗命吏部“會同禮部並錦衣、科道查勘明白”，最終以“既再先停襲有故，若再來攪擾，將指揮革去，該科記著”答複郭良。弘治元年（1488），十一年郭良又奏要襲爵，終被“革去指揮職事閑住”。但郭良與其母許氏依然執請爵，最終在弘治十五年（1502），經多官會議，郭良複武定侯爵。^[103]

4.崇信伯家族事例

天順四年（1460），十一月崇信伯費钊死，嫡子費淮當襲，庶長子費溥爭襲。天順八（1464）年六月，憲宗以“淮母朱氏封夫人，淮即嫡子”，成化元年（1465），准費淮優給代襲爵。^[104]

5.甯陽侯家族事例

天順七年（1463）七月，甯陽侯陳懋死，庶長子陳晟初任勳衛，後“坐罪谪戍”，庶次子陳潤嗣。成化二年（1466）六月陳潤“卒無子”，陳懋庶三子陳瑛成化七年（1471）嗣，陳晟“爭瑛不宜嗣”。成化十二年（1476）六月，廣甯伯爭襲事下吏部等“所司議”，判定“瓘爲榮嫡次子之子，當爲祖後，而安之功亦在所論”，故憲宗命“以爵歸瓘，而授璇爲錦衣衛正千戶”^[105]。

6.廣甯伯家族事例

廣甯伯爵劉榮有三子，長劉湍、次劉淮，再次劉安。劉湍“襲爵早卒無嗣”，劉淮“亦卒，其子瓘方幼”，劉安“乃借襲，正統己巳守大同以功進封廣甯侯。”成化十二年（1476），劉安死，劉安子劉璇與本應襲爵的劉瓘“爭襲屢上疏各自陳”。成化十二年（1476）六月，廣甯伯爭襲事下吏部等“所司議”，判定“瓘爲榮嫡次子之子，當爲祖後，而安之功亦在所論”，故憲宗命“以爵歸瓘”，授劉璇爲錦衣衛正千戶。^[106]

7.隆平侯家族事例

弘治十七（1504）年三月，隆平侯張佑死無子，其堂弟張祿、再從弟張胥與族人張沂、張涘“爭襲侯爵，分異家資，相讦。奏事行南京法司久勘不決，”張祿“複奏解京問理，武宗”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審。朝廷委派刑部等多衙門拘集張氏“各舍親族”，稽查張家“宗圖脈流”會審，判令張祿支脈最近，應承襲祖爵，而張胥等“第因分異啓爭，遂謀奪嫡，法不可容，並助惡之人，錦衣衛俱杖之三十，發戍海南、甘肅、肅州等衛”^[107]。

8. 黔國公家族事例

嘉靖二十六（1547）年六月，黔國公沐朝輔病故，妻黔國夫人陳氏“奏將長男沐融優給”。世宗准沐融以年幼襲黔國公爵，與半俸優給，其叔“沐朝弼與做都督佥事，暫令挂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等處地方”。嘉靖二十八年（1549）五月沐融病故，沐朝弼與陳氏“奏將沐融親弟沐鞏優給”。世宗准沐鞏襲公爵，“與半祿優給，著沐朝弼並撫按三司官好生看護”。嘉靖二十九（1530）年八月，沐鞏病故，都督佥事沐朝弼奏襲祖爵，陳氏具奏其夫沐朝輔“遺有庶男亦要爭襲”。世宗命等吏部會同法司查勘明白。嘉靖三十三年（1530）十一月勘驗完成，朝廷下聖旨：“這事情既勘議明白，沐朝弼領鎮已久，免其赴京，著襲黔國公，照舊鎮守地方。陳氏免究，何綸等、沐朝功等都發隔別省邊衛充軍，其余依擬，欽此。”^[108]

9.陽武侯家族事例

陽武侯薛勳“未襲卒”，有子三人，長薛誠夭卒；次薛诜；次薛讚。自宣德七年（1432）始，由薛诜一支子孫嗣爵，至嘉靖二十三年（1544）薛诜曾孫薛翰死，無子。是故薛讚曾孫薛幹“以次當嗣”，並已按襲爵程序“爲翰治喪，疏請恤典矣”。但其族人薛瑾“以保襲索賄于翰不得，則陰構蘖子之後偉，讦幹爲奸生不得嗣。下督府勘問”。陽武侯薛氏“旁裔玳、仁等各乘時妄奏當襲，累十年不能決”。後薛幹及薛瑾、薛偉相繼死後，薛瑾子侁、薛偉子韓“各仍與幹子鋹爭襲，而玳等觀望其間”。隆慶六年（1572），“督府會法司鞠究盡得諸情實”，上報皇帝：“世爵以序而及，故侯诜之後既絕，則應繼者在其弟讚之後明甚。今諸孽裔紛紛爭襲垂三十年，薛氏一門生者未襲，死者未葬，實薛瑾一人爲之胎禍。臣等悉心廉問，幹子鋹宜嗣陽武侯爵，其諸妄奏各當以罪”。皇帝報可。^[109]

10.魏國公家族事例

魏國公徐鵬舉夫人張氏早卒無子，庶長子本徐邦瑞本應襲爵，但徐鵬舉愛嬖妾鄭氏所生幼子徐邦甯。故徐鵬舉在嘉靖朝曾打算行賄嚴世蕃將鄭氏立爲正室夫人，再賄賂兵部尚書劉采，將徐邦甯送入國子監讀書，以備奪長，但遭到劉采斥責未果。隆慶初年，徐邦甯親自“函其金寶首飾以好邀誠意伯劉世延”幫助謀劃奪爵。劉世延謀劃賄賂國子監祭酒姜寶幫助徐邦甯打通關節，但姜寶“疑不絕”，恰有助教鄭如瑾“亦陰入邦甯賄，證世延語于寶所”，使得姜寶動搖，告誡國子監吏“毋納邦瑞”，將其“駁還禮部行五府勘結”，但“禮部怒不爲報”。而徐“鵬舉亦因留邦瑞不遣”入國子監，配合徐邦甯等爭襲行爲。隆慶四年（1570），副使馮謙對姜寶論及鄭如瑾與徐邦甯的陰謀，且提醒“外議頗誣及寶”。姜寶大驚，“具劾如瑾章”，事下南京法司鞫問。經吏科揭發，吏部核實，劉世延“意圖（徐）邦甯家積之富，期結姻親，密爲畫議。而首惡劉世延竟然“反移牒至刑部，言已與徐氏世仇，未嘗與鵬舉廢立議，辭甚倨悍”，導致“吏不敢诘”。最後朝廷惟判令鄭如瑾坐革職爲民，“鵬舉奪祿米一月”，鄭氏“追奪诰命”，而徐邦甯及其黨徒各受罰治有差。^[110]

11.南和伯家族事例

南和伯方炳在嘉靖朝因子方應奇年幼，故分祿米與叔方禾之子方烨，以備不測時方烨可襲爵。隆慶元年（1567）九月，方炳病故，當時方炳繼母徐氏與方炳子方應奇在方炳從堂弟方煇家居住。隆慶三年（1569），方應奇“出痘身故，遂致嫡支絕襲”。按倫序本該方炳堂弟方烨襲爵，但方煇與方氏家人方福圖謀“尋些事故，阻住方烨”以奪爵位，便誣奏方烨父方禾是“還俗尼僧”所生，而方烨兄弟三人“俱不修飾行止”，南和伯爵應由方煇承襲。穆宗命吏部轉行南京右軍都督府查勘，南京右府查訪“南和伯親族鄰佑”，將審查文案並南和伯家族宗圖行移吏部驗封司，吏部核定認爲方烨“應繼明矣”，方煇“所告尼僧一節，年遠無憑”，屬“明悉摻越，法紀難容”。隆慶六年（1572），穆宗准方烨襲爵。^[111]

12. 誠意伯家族事例

萬曆五年（1577），王守仁孫王承勳襲誠意伯，其長子王先進無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弘繼”。王先達妻對王先進曰：“伯無子，爵自傳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王先進被此言激怒，“因育族子業洵爲後”。“及王承勳卒，先進未襲死”，王先進養子王業洵“自以非嫡嗣，終當歸爵先達，且虞其爭，乃謗先達爲乞養，而別推承勳弟子先通當嗣，屢爭于朝，數十年不決”。崇祯時，王先達子王業弘複與王先通疏辨爭襲。而“業洵兄業浩時爲總督，所司懼忤業浩，竟以先通嗣”。王業弘“憤，持疏入禁門訴。自刎不殊，執下獄，尋釋”。王先通襲伯第四年，李自成農民軍攻破北京，王先通被殺。^[112]

明代勳爵承襲遵從嫡長制，若以此，可將上述事件分爲若幹類：

第一，嫡、庶支間爭襲，屬于此類的有事件4。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嫡、庶分別有如天壤，正常情況下以庶爭嫡，嚴重違背倫序，是故此類事件數量很少。而事例4中崇信伯庶長子費溥憑借長子身份即與嫡子費淮襲爵，明顯無理取鬧，致以憲宗斥責他“這厮再來妄爭打擾，不饒”[113]。

第二，嫡支長、幼間爭襲，屬于此類的有事件1、6、8。嫡內長、幼之辨清晰，應不易出現襲爵爭議。事件1、6、8的共同點在于，嫡長支存在罪犯、年幼和後代來源不明等特殊的劣勢，而幼子一支又均立有軍功，各自憑借“親”和“功”的優勢相爭，朝廷的決策搖擺不定。編號1遂安伯事例中，永樂帝不按長幼次序，采用了抓阄天決的滑稽的做法，致使次支陳瑛繼爵，爭議持續到下一代；至正統、景泰間逢“土木之變”，景帝又以“如今朝廷用人之際”，選“老成堪任事”者襲遂安伯，造成遂安伯幼支襲爵地位固定。在事例6中，廣甯伯嫡派三子劉湍、劉淮、劉安，長支絕嗣，次支有幼丁劉瓘，本應優給待襲爵，但朝廷卻讓其叔劉安先“借爵”，也應是出于特殊時期軍事人才選用的考慮，但卻爲爭襲埋下隱患。此後不得不又按倫序“以爵歸瓘”，而采取安撫手段“授璇爲錦衣衛正千戶”。可以說皇帝決策的個人色彩過濃和特殊的時局影響會沖擊嫡長繼承的圭臬。

第三，庶支長、幼間爭襲，屬于此類的有事件2、3、5、10。這類爭襲事件的發生的原因與“嫡支長、幼間爭襲”有類似，一般是長支有不宜襲爵的特殊情況而幼支存在某些優勢因素。如事件3、5是因爲長支一方出現罪廢和另立軍功得世官的狀況，使得幼支“借襲”，引起長支後代不滿，進而相爭。事件2是因爲武定侯幼支子孫郭玹憑借“有妹郭氏爲仁宗貴妃”的身份爭先襲爵，而長支子孫也具有祖母爲永嘉公主的外戚身份，故相鬥不下。而琼摨廷沒有在制度框架內詳細制定出解決武定侯家族爭爵的可行方案，即草率下了“既他每爭襲，都不准襲侯爵，只與郭聰做指揮佥事，錦衣衛帶俸”的決策，使得本身可簡單處理的案件拖延幾十年之久。而事例10中，魏國公徐鵬舉以個人情感好惡廢長立幼，破壞國家法定襲爵制度。此後徐邦甯的勾結行賄、劉世延的搬弄是非等等，充分暴露了勳爵爭襲過程中的各種陰暗。

第四，庶支遠、近間爭襲。

事件6、7、8、9、12均屬于大宗絕嗣無親近子弟後，旁支子孫因與嫡脈血緣遠近難辯而産生爭襲的案例。勳臣多代繁衍後，族衆龐大，所謂“使其父子相承，嫡庶猶爲易辨，萬一門祚衰絕，苗裔或恐失真”^[114]。由于長期拖延不絕，事例2武定侯家族爭襲亦有多支爭搶的趨勢。旁支間紛紛爭往往涉及多支、多人，勘驗過程曠日持久，嚴重影響勳臣家族的穩定，如陽武侯家族紛爭三十余年，爵位“久之不得請”，家族“田宅並入官”[115]。這類爭襲又無不充斥著私自收養、賄賂、誣告、僞證種種犯罪行爲，使得吏部、五府的勘驗不足應付，常需法司參與審查。對爭襲惡劣行徑，朝廷亦嚴懲不貸。如事件7隆平伯家族張胥等“謀奪嫡，法不可容，並助惡之人錦衣衛俱杖之三十，發戍海南、甘肅、肅州等衛”。事件9陽武侯家族旁支群起冒爭，最終朝廷判“其諸妄奏各當以罪”。

從《明代勳爵爭襲事件年表》中不難看出，明代中前期的爭襲事件主要緣起于勳爵承襲勘驗制度的不成熟及“土木之變”等特殊時局的影響，爭襲者也多有合乎情理的襲爵理由。到明代中後期，勘驗制度愈成熟，但多支、多人紛爭的事故反而愈發頻繁，且犯罪化趨勢明顯。除去隨著時間推移，勳臣家族支脈分化、人口繁衍會加大爭襲事件發生的概率外，究其根源還在于明代封爵制度的畸變與朝廷在爵位襲封勘驗問題上的纰漏。

在明代，獲封勳爵意味著取得了至高的尊貴身份和經濟待遇，所謂“武胄之貴，惟勳與戚”^[116]。自洪熙、宣德承平始，大規模多人次的勳爵冊封即減少了，《弇山堂別集》指出，成祖冊封“靖難”及平定安南功臣後，“自是終諸帝世，僅一大封（英宗封“奪門”功臣），而其他破軍殺將戡亂僝工之特封者不與焉”^[117]。自嘉靖朝後，除平定江西甯王之變的王守仁及鎮守遼東的李成梁甯遠伯外，明代不再冊封功臣，大臣殺敵立功再多者也僅僅加官職而已。明末名士陳子龍認爲“夫爵，權物也，濫則重之，以示有尊也；曠則輕之，以示能臻也。今則其曠之時也”^[118]。明末清初史家査繼佐于此感慨道：“功小者得世襲指揮以下無睪，而公侯之世早夭，是功大之報反啬于其小者？”^[119]明代中後期封爵成爲了極爲珍重的“曠世之典”，是少數人才能享受的高級綜合性榮譽，這必然促使勳臣家族成員襲爵的欲望倍增，一有可乘之機，群起爭之。

皇帝實施一些不合理的優撫勳臣措施激化了爭襲事件。嘉靖十年（1531），以旁支襲爵的晉甯伯劉文請求給本生父母诰命，吏部奏議勳爵“積有年老，方許封贈”，世宗同意了吏部議案。但至嘉靖十四年（1535），旁支嗣爵的豐城侯李熙要求“將诰命移封所生父母、祖父母”，竟得到皇帝批准。至嘉靖十九年（1540），以旁支繼爵的東甯伯焦棟要求“比李熙事例”，下吏部議，吏部強調武職勳爵“嫡脈相傳”，並無“移封之例”且“不俟移封以伸孝”，但世宗未采納吏部意見，准焦棟移封。[120]對本身以小宗入繼正統而堅持爲本生父母正名的嘉靖帝來說，支持勳爵旁支請封也就突出了“大禮議”活動的合理性，但這種變亂成法的行爲，無疑會刺激勳臣旁系族衆觊觎爵位的野心。

嘉靖以後，朝廷雖然以重典懲治惡意爭襲者，但僅做個案化處理，對犯罪化爭襲行爲的懲處未上升到固定的法令條例的層面。而且本著優恤勳臣的根本原則，皇帝還會酌情寬待某些惡意爭爵者。如前《明代勳爵爭襲事件年表》開列事例8中前黔國公沐朝輔夫人陳氏明顯是爭襲事件中的主導，但皇帝將其“免究”，只判罰“何綸等、沐朝功等”從犯“都發隔別省邊衛充軍”。事件10中，幫助徐邦甯圖謀不軌的誠意伯劉世延竟逃過懲處，挑起事端的徐鵬舉也僅“奪祿米一月”。這種姑息縱容也使得勳臣族衆敢于冒險一爭。

在晚明政風日趨腐敗的大勢下，勳爵勘驗制度執行不力也會在客觀上促使爭襲行爲發生。上表所列編號12新建伯爭襲案例中，因支持王先通爭爵的王業洵之兄王業浩“時爲總督”，勘驗機關“懼忤業浩”而“竟以先通嗣”，導致倫序更近的王業弘“持疏入禁門訴，自刎不殊，執下獄”。這一事件充分體現了在“潛規則”左右下，勘驗制度公正性的喪失。

表面上看，嘉靖帝連下多道命令，將勳爵承襲勘驗流程進一步嚴格規範，但促成這種完善的現實根源就在于當時勳爵爭襲紛紛，“黔國公叔嫂之奏讦，泰甯侯兄弟之告爭可鑒”[121]。我們可以把這種規範理解爲補救性的僵硬化制度疊加。嚴格的勘驗制度加之對冒爭者杖責、充軍的懲罰，必然會起到抑制爭襲的作用，但世襲制度本身的腐朽性及連帶的巨大利益誘惑，仍誘導不少勳臣子弟頂風冒奏，妄圖越襲。

勳臣的宗族組織看似嚴密規範，但本質上是依附于皇權政治存在的複古“禮儀樣板”，自主功能性較弱，一但國家勳爵封襲制度本身出現失調，勳家所謂的宗族組織實際上無力阻止爭襲行爲的發生，反而受沖擊。如編號9 陽武侯家族事例中，前代阳武侯薛幹死时，其母鸡氏“持诰券对诸族人”说：“我老且死，诸子争袭未定也，恐失此，乃立券与之族长瑾，令藏以俟袭者。”薛瑾得诰券后，“谋为奸利”，鸡氏死后，他便遂疏奏：“阳武侯诰券实在臣瑾手，臣当袭”。薛瑾非嫡长近支，其族长之职务应该是勋爵未立情况下为族众所推以维系宗族，但他却凭借这一身份参与争爵，“导致事下府、部、按，问不决者久之”[122]。雞氏本想發揮宗族力量遏制爭端，但薛瑾反而竊用宗族組織幫助自己爭爵，完全破壞了宗族組織的本應具有的調節機制，進一步激化陽武侯家族內部矛盾。

 

                          結語

 

明代國家爲保證勳臣爵位承襲有序，設計出一整套襲爵勘驗制度，這些制度至嘉靖朝基本定型。嚴格的勳爵承襲客觀上起到整合勳臣宗族秩序的作用，亦有部分勳臣子弟在國家制度基礎上進一步自發構建宗族組織，維護家族權益。然而，宋明以降，士大夫及庶民自發性宗族活動，多出于集合人口與控制共同財産的強烈生産、生活需要。^[123]相較之，明代勳臣宗族僅僅在形式上保持了嚴密宗法構架，但缺乏積極的社會經濟功能。明代國家嚴勘勳爵承襲，並將勳臣宗法上升爲國家制度，主要是爲了借用封建禮法，宣揚朱明皇權統治的合法性。是故，勳臣宗族只是上古宗法的僵化“遺存物”。明中後期勳臣家族人丁不斷繁衍，潛在的爭襲因素增加，而朝廷這一時期幾乎停止冊封新勳貴，固有爵位愈發珍重，且皇帝不合理地執行某些優恤勳臣的政策，促使複雜化、長期化、犯罪化的多支、多人爵位紛爭不斷。在此情況下，勳臣僵化、落後的宗族組織不能真正起到協調內部關系的作用，反而屢受沖擊，破壞，這又直接影響到朝廷的統治秩序。明代朝廷也只能權宜性地修補、疊加襲爵勘驗制度，但基于制度構建本身的特性，勳爵爭襲現象不能真正杜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