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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驿站、客館的建設及經濟文化交流

发布日期:2019-07-02 原文刊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2017年11月
烏雲高娃

元朝是北方遊牧民族在中原統治的多民族融合的統一中央王朝。元代東西交通發達,自全國境內通向中亞、東亞、歐洲的驿站交通非常發達。古人把交通事業形象地比喻爲人體的血脈。血液循環失常,人將失去健康甚至死亡。同樣,交通通訊的狀況直接關系到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成吉思汗西征之後,沿西征路線設立驿站,爲中西商業貿易往來、經濟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驿站交通網絡。繼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諸部族建立大蒙古國之後,其孫忽必烈將蒙古汗國的統治範圍擴大到中原地區,南征大理、滅南宋,統一中國,建立了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一體化的大元帝國。在全國範圍內設立驿站交通,並命高麗也設立驿站交通。

忽必烈統治時期制定的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宗教文化開放包容政策等一系列的治國理政國策,爲元代的經濟文化交流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元代大力發展交通驿站建設,並從地方到中央設立相對應的館驿、客館,爲元朝中央政府與中亞、西亞、東歐、東亞、南海諸國的人員往來、朝貢貿易及文化交流,提供了通達的交通網絡和便捷的食宿條件。在中原王朝與周邊的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蒙古國時期及元朝的驿站、客館的建設及其規範的管理制度,對元朝統治者在政治上統一與管理多民族國家,在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中外使臣交往,絲綢之路的暢通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代的驿站和客館成爲元朝與邊疆民族、不同文明之間交流的重要平台。

 

一、 從元代急遞鋪、站赤說起

    

元代的驿站有站赤、急遞鋪和遞運站。有馬站、水站。元代在繼承前代急遞鋪、驿傳的基礎上,將驿站交通擴大到全國範圍之內,並形成有效的規章制度。元代以前,中外已有傳遞公文、傳送軍事情報的郵驿或驿傳。

早在公元前6世紀古波斯就建立過傳遞急信的郵政驿站,設有待命的信使和驿馬,一站接一站的傳遞公文或信件。大流士王朝時期,爲控制全國,波斯帝國建立了完善的驿路網,其主幹線西起小亞半島,東到首都之一的蘇撒,全長2400公裏。波斯的驿站交通網,後來影響到羅馬帝國修建驿路,其修築驿路的技術及工具都來自于波斯。漢代絲綢之路的開通,爲中國驿站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條件。西漢時期烽火燧是爲軍事通訊服務的,驿置只限于傳遞文書和公文。交通方式以輕車快馬爲主。到了東漢時期,將車改爲快馬。隋朝加強驿、館的同時,增設了急遞鋪,專門傳遞緊急軍務。到了宋代急遞鋪、驿傳更加健全。元朝繼承宋朝急遞鋪、驿傳舊制,並專門設立管理驿站的中央機構通政院。元代的驿站交通對明朝的影響也是深遠的,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在元朝驿站制度基礎之上,恢複和重修驿路,將元朝的站改爲驿,在全國範圍內設立水站、水馬驿、遞運所。

元代的交通事業有空前的發展,元朝政府建立了遍及全國的驿站制度,水陸站共計1500處左右。驿站以大都爲中心,沿著幾條交通幹線,一直通達各邊疆地區。元朝政府建立驿站,是爲了“通達邊情、布宣號令”,用以加強統治。但客觀上對加強全國各地的聯系,促進經濟、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元代的驿站也被稱爲站赤。是蒙古語jamci”的音譯。蒙古語“jamci”的詞根是“jam”(站)具有道路、交通之意。“jam”(站)添加形成名詞的詞綴“ci”,形成新的名詞,表示從事這一職業之人。站赤實指管理驿站之人,還具有向導的意思。但是,元代的站赤有時也指驿站的管理制度。陳高華先生指出:“元代的站赤,原意爲管站的人,但又常常被用來泛指站的管理制度”。因此,元朝與唐宋不同,將漢語的驿傳之名稱改爲含有蒙古語意的驿站或站赤,而且,站赤除了指管理驿站之人之外,還有泛指驿站制度的意思。

關于蒙古人最早利用站(jam”)或站赤“jamci”始于何時,由于缺乏史料記載,其詳細情況尚不清楚。但是,從唐宋以來北方遊牧政權也有驿傳的情況來看,蒙古人與北方遊牧民族相接觸、相互交往的過程中,理應有一套自己的交通體系。自成吉思汗時期開始,大蒙古國在汗國境內普遍設立驿站,由萬戶管理驿站事務。給驿站配備一些人和牲蓄,並配送食物等。這一時期,過往的使臣或傳遞軍事情報者,可以持成吉思汗聖旨令牌,可以換乘鋪馬。窩闊台汗時期,建立驿站制度,並將驿站交通線路擴大到四大汗國境內。貴由汗、蒙哥汗時期,蒙古帝國的驿站,對東西方使者及人員往來方面起到了更爲積極的作用。大蒙古國時期,各地的驿站交通發達,各地的道路被連在一起,被阻斷了幾個世紀之久的歐亞道路重新開通

忽必烈統治時期,在蒙古帝國驿站的基礎之上,在全國範圍之內實行驿站制度,以元大都爲中心,在全國範圍內形成貫通東西、南北的較爲發達的交通網絡。自元大都向南河南行省、四川行省、雲南行省、湖廣行省、江西行省、江浙行省等,均設立驿站;向西陝西行省、甘肅行省伊始,直到四大汗國境內,均設立驿站;向東遼陽行省設有驿站;向北則自大都到上都,再到嶺北行省,均設立驿站。在元朝全境內自大都向四周輻射出嚴密的驿站交通網絡,在全國範圍內水站、陸站多達1500處。

元代的驿站制度,在合理的距離內,在適當的地點設立站點,通過一系列的站點將交通線路連接起來,形成全國範圍內的驿站交通網絡。每站有一定數量的人員和交通工具,並有專門的房舍,負責接待來往的使臣,使臣必須持有專門的證明文書,才能在驿站住宿或利用驿站的驿馬等交通工具,並得到驿站提供的定額的飲食。元代的驿站每60裏左右設一站,過往使臣或王公貴族需持有聖旨令牌或鋪馬聖旨,同時有官府出具的證明文書,方可在驿站換乘鋪馬,並享用政府提供的首思(sigüsü)(按例分到的食物,漢語稱爲“祗應”)。

除驿站之外,忽必烈時期,還設立了急遞鋪。急遞鋪是元代官方郵驿系統,每1015裏或25裏設一鋪,設專人傳遞文書或軍事情報。傳遞速度按一晝夜計算,一晝夜400500裏,加急時也有達到一晝夜700800里的速度。元代的急递铺只有持有海青令牌者可以换乘铺马,并有专用驿道传递公文或军事情报。急递文件盛在匣子裏或放到软绢布背囊内。

元代除驿站、急遞鋪之外,還有運輸貨物的遞運站。分爲馬運、水運和車運等不同交通方式。

              

負匣騎馬俑(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背囊騎馬俑(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元代的急遞鋪、驿站制度在忽必烈統治時期已經確立。忽必烈之後,其繼承者也多次規範元代的急遞鋪、驿站制度。有元一代,急遞鋪、驿站、遞運站,在元代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元代會同館的設立及大都的繁華

 

元代的會同館除了做爲中央客館,爲中外使臣提供食宿之外,同時做爲元代驿站交通的總樞紐,在元大都爲中外使臣提供物品交易、文化交流的重要場所。自古以來,中原王朝與周邊的民族、國家有著密切的交往。曆代中原王朝及北方遊牧政權,在其統治時期,均設立過中央客館,爲四夷朝貢往來提供便捷條件。漢代的鴻胪寺、隋唐時期的四方館、北魏時期的四夷館,均有著接待四夷或外國使臣的客館的性質。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後,注重以儒家思想治天下,實行漢法。繼位之初诏谕海內、四方,希望海外諸國來朝親觐。爲了給外國使臣、四夷賓客,歸附的遠人提供食宿的便利條件,至元十三年(1276)元代開始在中央設立會同館,爲遠道而來朝見元朝皇帝的四夷賓客、外國使臣、歸附人、諸王、驸馬提供便利條件。同時,會同館爲外國使臣、朝貢人員提供譯官、館伴,爲諸國使臣、朝貢貿易者提供經貿交易、文化交流的場所和條件。元代在會同館設立專門的官員管理海內外遠道而來賓客的事務,並設立蒙古、回回必赤(bicigeci”)怯裏馬赤(“kelemerci”),即譯使和通事,供四夷來客、外國使臣翻譯之需。

元代的會同館不僅是四夷、外國朝貢使臣居住的地方,而且,也是四夷、外國朝貢使臣、官商進行商品交換、貿易往來的地方。諸國使臣、商家彙聚于此,在館伴、怯裏馬赤的協助下完成官方的貿易。元代四夷、外國朝貢使臣以官方名義攜帶商品,在會同館進行交易,並從中央政府得到相應的賞賜。因此,元代會同館的設立,對元代商業貿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四夷、外國使臣、文人居住會同館期間,也與館伴、陪同使臣進行詩歌方面的交流與切磋,爲促進元代文人與外國使臣、文人學士之間的文化交流,及相互之間建立友好關系提供了平台

元代會同館爲四夷賓客、外國使臣提供較爲穩定的食宿場所,坐落在元大都。元代以前,遼朝燕京設立會同館,金朝沿襲遼制也在中都設立會同館,做爲接待外國使臣的中央客館。元朝沿襲遼金舊制,在大都設立會同館,接待外國使臣及諸方賓客,使元大都非常繁榮。元大都作爲元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經常接待來中國參觀訪問的外國使節、傳教士、旅行家和商人。元朝政府建立了以大都爲中心的站赤制度,在全國共設站赤一千余處,遠至今天的新疆、雲南、西藏、俄羅斯的蒂爾等地,都有站赤。元代自大都向四周的驿站交通發達,東西交通非常通暢,使周邊諸部落、民族及諸國與元朝保持密切的聯系。元大都在農業、手工業、商業、水路交通方面均非常發達。尤其,元大都做爲北方最大的商業活動中心,商鋪林立,商品玲琅滿目。諸多國家與元朝進行朝貢貿易往來,有不少外國商人到元大都進行交易活動,全國各地及外國商品聚集到元大都,使大都的商業貿易非常繁華。

元代的驿站交通與其相匹配的中央客館及地方驿館,由官府爲往來使臣、四夷朝貢人員提供食宿等便利條件。使臣根據文書和憑證乘驿馬或在譯館食宿。有元一代,來到元大都的外國使臣、遊客、商人、僧侶,文人、畫家、諸王、公主、驸馬、世子諸色人等非常之多,各國使臣、文人、僧侶絡繹不絕地來到元大都,在這裏進行商品的交換、文化交流,使當時的元大都成爲各國商品集聚、各種文化融合、各種宗教盛行,極爲繁華的國際大都市。

 

三、 元代驿站、客館的特點及其功能

    

元朝海外交通發達,疆域遼闊,超過漢、唐以來的疆域。《元史》記載:“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爲盛,然幅員之廣、鹹不元。漢梗于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並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爲一。故其地北越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

元朝將驿站擴展到全國範圍內。元朝境內民族衆多,廣袤的草原地帶有遊牧民,在中原、江南地區有諸多的農耕民,在東北森林地帶分布著漁獵民。在這種多民族統一的國家,全國各地驿站的管理人員、馬夫的配備定是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而定。元代專門有站戶負責驿站的馬匹、食物。中原漢地由漢人充任站戶,而草原地區的站戶由牧民承擔。東北森林、冰雪地帶則用狗站。

元朝統治者是草原遊牧民族之一的蒙古人,忽必烈雖注重漢法及儒家文化思想,但是,元代的驿站、客館的管理及形成制度過程中,既繼承了唐宋以來驿傳的傳統,還具有一定的蒙古文化因素。元代的驿站、客館有些地區有著遊牧文化因素,有些地區有著農耕文化特色。

元代設立專門的機構和官員負責監督驿站事務。元代通政院的官員多由蒙古、色目官員擔任。黨寶海認爲這一現象與元代四等人制有關,明顯有著民族等級差別或民族歧視色彩。筆者不贊同這一觀點。事實上,元代驿站的聖旨令牌爲八思巴字蒙古文令牌、鋪馬聖旨和證明文書也應該以蒙古文書寫。因此,通政院的官員多以蒙古人、色目人充當,理應看重的是他們精通蒙古語這一條件。元代也有漢人精通蒙古語而被任命爲脫脫禾孫的例子。因此,不難看出,通政院官員以蒙古人、色目人爲主只是一種語言方面的需要,並無參雜民族等級或民族歧視色彩。脫脫禾孫(todquγulsun”)是元朝在事務繁忙的驿站設立的查驗乘驿公文的官員。因元代的驿站所需聖旨、公文均以蒙古文書寫,充當脫脫禾孫者要求精通蒙古語言文字。與驿站相同,元朝在中央設立的客館會同館也配備了蒙古、回回翻譯人員。爲蒙古統治者與外來使臣、歸附遠人之間起到語言媒介的作用。

 

 

八思巴字乘驿圓牌(甘肅省博物館藏)

 

元代蒙古人的飲食文化以肉食和奶制品爲主。雖然肉食範圍較廣,但是,主要以羊肉爲主。來往于元大都以及居住在會同館的也有許多來自中亞商人或伊利汗國的使臣信奉伊斯蘭教,他們也習慣于吃羊肉。蒙古人喜歡和酸馬奶。元代驿站、客館爲過往使臣提供飲食也受到蒙古飲食文化的影響。即元代驿站提供給使臣的“首思”(蒙古語sigüsü的音譯,漢語中稱爲“祗應”,到了明代會同館稱爲“下程”)具有著一定的遊牧文化色彩。元代提供給四夷賓客、外國使臣的食物中肉食以羊肉爲主,沒有羊肉的情況下以雞肉來替代。飲料中還有酸馬奶。尤其,北方的驿站、客館充分體現了遊牧民族的飲食文化習慣。蒙古語中“首思”(sigüsü)的本意其實是指宴席中出現的全羊。因此,元代驿站提供給使臣的飲食以“首思”(sigüsü)爲份例,應該提供的肉食主要是羊肉有關系。

從元代驿站、客館的功能來說,首先,元代的驿站擔負著軍事功能。成吉思汗將蒙古驿站延伸到西域,蒙古西征的軍事情報、信息均由蒙古驿站得以傳遞。長春真人西行觐見成吉思汗,也是利用驿站,途中換乘驿站的鋪馬、在沿途驿館食宿,才順利西行。使全真教捷足先登,成爲北方宗教中最早受蒙古統治者青睐的一支,全真教也由此開始步入其鼎盛階段。元朝的驿站具有爲元朝政治、外交、經濟、貿易、商業、物流、宗教、文化服務的多重功能。元朝的官員、王公、驸馬,中外使臣均可利用驿站。尤其,外國使臣、朝貢人員不僅能夠利用驿站換乘馬匹、得到食物、住所,而且,驿站的馬夫帶路,有著向導的作用。元朝商業發達,元大都成爲全國的商業中心,來自五湖四海的商品彙聚元大都,以此爲集散地再向四面八方流通。元代又是多種宗教文化興盛時期,在元代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盛行,這些道士、僧侶等宗教人士也利用驿站,在大都、江南、西藏等地自由穿梭。元代驿站、客館爲元代宗教文化興盛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四、 元代絲綢之路暢通及經濟文化交流

 

關于絲綢之路,中國學者中劉迎勝師較早做了研究。他指出:絲綢之路起源于各人類文明中心之間的互相吸引。絲綢之路是指東起我國,西至西非歐洲的古代商路。其中從中亞至地中海的部分可稱爲中間部分。考古學家曾在公元前三千紀末的西亞古代遺址中發現過天青石(又稱爲青金石)。經過研究發現,這種天青石是産于阿富汗的叢山之中的一種半寶石,這證明中亞通往西亞的民間商路早已存在。波斯帝國的中央集權統治制度的建立和驿路系統的完善,使地中海東岸地區到中亞的交通變得更爲便利,這就爲後來絲綢之路的開通創造了條件。學界關于絲綢之路的最早提出,普遍認爲是1877年李希霍芬在《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ef gegründeterstudien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Seidenstrassen.(silk road)一詞。但是,魚宏亮根據俄羅斯曆史學家葉蓮娜·伊菲莫夫娜·庫茲米娜的研究,對李希霍芬第一次使用絲綢之路的觀點提出了置疑葉蓮娜·伊菲莫夫娜·庫茲米娜認爲早于李希霍芬在公元4世紀早期的馬賽林(Ammianus  Marcellinus)的《曆史》第23冊中,第一次出現過絲綢之路的名字,李希霍芬使用“絲綢之路”一詞屬于再發現。這一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

波斯帝國的興起,使東到中亞西達地中海的土地連成一片,大大便利了人類東西交通,在絲綢之路的曆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蒙古西征之後,在波斯建立伊利汗國,並設立驿站系統,並開通了伊利汗國到元朝的驿站交通,爲元朝與中亞、西亞、歐洲的人員往來、信息溝通、物資運輸提供了重要的交通網絡。

蒙古興起之前,由于西夏的緣故,遼、金時期,絲綢之路一度受到阻隔。中原地區通往西域經由漠北地區的草原絲綢之路前行。成吉思汗西征滅西夏、討平西遼之後,絲綢之路經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之路重新暢通,加之畏兀兒亦都護歸附成吉思汗,更使中原通往西域的中西交通線暢通無阻。加之,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時期,蒙元政府大力發展、建設中央到地方各級驿站、客館,使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均得以空前的繁榮發展。

元朝與四大汗國之間的驿站交通通暢,使阿拉伯、波斯科技文化傳播到中原和草原地區。色目人劄馬剌丁繪制大元帝國轄區內及四大汗國在內的地圖,使元代的人們開闊眼界、增加了地理知識。西域、蒙古、漢兒飲食文化相互影響。元代的西域食品禿禿麻食也在蒙古地區久爲流傳,深受蒙古人喜愛。蒙古飲食中雖沒有保留禿禿麻食這一名稱,但是,以貓耳朵的名稱流傳至今,並多以荞麥、莜麥面制作。

元代實行開放的民族政策,對各種宗教采取各隨本俗的政策。西藏薩迦派在元朝地位特殊,忽必烈封八思巴爲帝師,尊佛教爲國教,致使西藏宗教僧侶利用元朝的驿站,往返與元大都與青藏高原之間。雖然,有時肆意使用驿站及驿館,但是,這些僧侶在元朝藏傳佛教傳入內地起到了很大作用。

元代海上絲綢之路也非常發達。由于元朝驿站有水站,大都的貨物通過大運河輸送到泉州、廣州、甯波等港口,再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運往東亞、中亞以及更遠的歐洲。東南亞、印度的香料,西洋的布匹等各種物品也經由海上絲綢之路輸入到元朝港口,再經元朝驿站輸送到全國各地,爲元代的海洋貿易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代的海外貿易的興盛,遠超過了漢唐時期。

隨著元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大量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商人、遊客進出廣州、泉州等港口城市,使異國文化、生活情調傳播到南方的港口城市。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多種宗教也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以及元代驿站交通網絡傳播到泉州、杭州以及中原、蒙古地區。按照馬可波羅的話說,元代是理想的國家、人間天堂。可以說,1314世紀元代的經濟文化是非常發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