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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所載秦二世史事辨疑

发布日期:2020-01-10 原文刊于:

                                  安子毓

(《形象史學研究》 2015年·上半年)

古文獻之流传,以唐宋之交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宋以后印刷术全面普及,是为印本时代;而唐以前文獻流传基本依靠抄写,是为抄本时代。在印本时代,印本的訛誤與竄僞只有在制版時才能産生;而在抄本時代,每一次傳抄即相當于一次制版,文字訛誤固難避免,有意竄僞亦不存在任何困難,故竄亂問題遠較後世嚴重。而在西漢晚期劉向、劉歆父子整理群書、寫定汗青之前,既無所謂“定本”可依,竄亂問題尤爲猖獗。[①]梁啓超先生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舉了六個作僞最爲盛行的時期,其中先秦與西漢竟占了半數。[②]关于先秦典籍的窜乱,前人研究甚多,近代古史辨派对此用力尤勤,其末流虽有“疑古过勇”之弊,然古文獻真伪、源流、年代之基本框架实赖此派之工作方得以廓清。相较而言,学界对《史記》等西汉典籍的窜乱问题却不免有些忽略。

關于《史記》的竄亂問題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關于“十篇缺”的討論。此記載出自《漢書》,三國張晏更詳細列舉其篇目。但在傳世本中,百三十篇俱在。故自唐宋學者開始,即對此十篇的真僞展開了爭論,除了《孝武本紀》全抄《封禅書》,一般公認爲僞之外,對其他九篇的爭議延續至今未決。二是通過確定《史記》斷限、司馬遷卒年兩大問題,以判定此後的記載皆爲竄亂文字。此外,還有一個與竄亂不同卻又極其相類的問題,即司馬談作史說,認爲《史記》的部分文字出自司馬談之手。此說又與司馬遷生年問題交織,研究者亦有不少爭論。

通過這幾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也存在一定問題。最大的問題是,現在的研究對“十篇”之外的文字與漢武帝以前的史事重視不夠,忽視了其中的竄亂可能性。究其原因,是由于研究者多將增竄原因歸之于增補史料或無意抄錯,故而將問題聚焦于“十篇”與武帝後的史事,而忽視了有意竄僞的可能性。

事實上,這一問題是絕難忽略的,對秦代史事而言尤其如此。由于秦朝政府與儒生結怨太深,《史記》秦代部分的著意竄僞是非常嚴重的。拙作《李斯“督責之書”系僞作辨》、《<史記>秦代史事辨疑三題》[③]對此已有初步探討,本文將就秦二世相關的若幹問題進行考辨。

 

一、沙丘之謀疑點頗多

 

關于沙丘之謀,《秦始皇本紀》與《李斯列傳》中皆有詳略不同的記載,學界對此一般皆持肯定態度。但細考此記載,其間頗有可疑之處。

 

1、扶蘇是否爲始皇帝法定繼承人

一般認爲,胡亥系奪取扶蘇太子之位而登基。然而,近人呂思勉先生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案古太子皆不將兵。使將兵,即爲有意廢立,晉獻公之于申生是也。扶蘇之不立,蓋決于監軍上郡之時。[④]

按,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而使其將兵伐東山。裏克谏曰: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⑤]

獻公不聽,而申生終亦被廢。此外,楚平王欲廢太子建,“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⑥],亦可爲呂先生說法之一證。

《史記·陈涉世家》載陳勝語雲:

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谏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

試想,若扶蘇已擁有法定繼承人的地位,陳勝當直謂胡亥篡位,何需糾纏于“當立、“不当立”的推测?这里所谓的“当立”,只是说扶苏“理应”即位而已。而后面“扶蘇以數谏故,上使外將兵。”一句分明是在解释“理应”即位的扶苏为何没有即位,否则这一句完全与主题无关。这一解释与吕思勉先生的推测是完全符合的。

 

事實上,至少到沙丘病重的時候,始皇尚未立太子,這是史有明文的。《李斯列傳》中明確記載:

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

其下載蒙恬語亦雲:

陛下居外,未立太子。[]

 

所謂胡亥奪位說的立足點,其實全在始皇臨終前的那份遺诏上。然而,《秦始皇本紀》所載始皇賜扶蘇書,只謂“與喪會鹹陽而葬”,[]《李斯列傳》與此類似,僅謂“以兵屬蒙恬,與喪會鹹陽而葬 [11]而已,並無傳位于扶蘇的內容。既已謂“喪”、“葬”,則始皇已在考慮身後事,乃是臨終遺命,若真欲立扶蘇,焉能寫的如此模糊?

實際上,所謂始皇欲立扶蘇一說,僅出自《李斯列傳》所載趙高之語。其與胡亥密謀時,雲:

上崩,無诏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12]

所謂立長僅是宗法理論而已,在實踐中並不被完全遵循,子楚即以中子而成爲秦王,趙高的這一推論顯然並無說服力。[13]更重要的是,據《李斯列傳》前文所載,此書乃趙高奉命手書,其間內容趙高完全明了,若其中真有立扶蘇爲太子的內容,趙高自當明言始皇已立扶蘇,何需發此推測之語?

而到了與李斯密謀時,又雲:

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鹹陽而立爲嗣。[14]

“與喪會鹹陽而立爲嗣”与“與喪會鹹陽而葬”前六字皆同,显系同源,却多了“立为嗣”这一内容。显然,“立为嗣”比“與喪會鹹陽而葬”要关键得多,前文正式节录始皇书时,竟只节录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與喪會鹹陽而葬”,而半字不提立嗣事,非得借赵高之口言之,是何道理?况皇帝临终遗命,自当向多名重臣口授,然竟只有赵高一人知晓,连丞相李斯尚须赵高转达,亦殊不合情理。且此书既为遗书,即当云“立爲嗣而與喪會鹹陽”,豈有到了鹹陽再立嗣的道理[15]由“與喪會鹹陽而葬”一变为“長子至,即立爲皇帝”,再變爲“与丧会咸阳而立爲嗣”,原始概念就這樣被偷換了。[16]

 

綜合上述種種疑點,個人以爲,扶蘇並非秦始皇的法定繼承人,其遇害是因爲統重兵在外而遭胡亥猜忌,與奪位並無關系。

 

2、二世是否爲趙高、李斯所擅立

趙高、李斯密謀擅立胡亥一事,《李斯列傳》所載頗詳,然其間疑點亦頗多。

(1)行文問題

在趙高勸李斯的言談中,至少有兩處不合理的地方。

一是趙高在勸誘李斯立胡亥時問的五句“孰與蒙恬”:

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17]

上述五條中,除後兩條或可勉強成立外,前三條所謂的“能” 、“功高” 、“謀遠不失” 問的實在是不知所謂。這三個設問中,分明流露出來對李斯才華的鄙視。然而司馬遷明確宣稱“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于海內,斯爲謀首” [18],面對這樣的功績,趙高焉能以此設問?

二是趙高利誘李斯時,曾有這麽一句話:

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19]

“必有……孔、墨之智”實在是不知所謂,以致有學者認爲這裏當有脫漏。但“孔、墨之智”實與上句“喬松之壽”對仗,不當存在脫漏。這裏想表達的當是“識時務者爲俊傑”的意思,由于一味追求形式整齊,以致産生了如此不倫不類的說法。這樣的文才恐怕很難和司馬遷劃上等號。

(2)情理問題

第一,關于二世篡位或擅立一事,秦末漢初人絕少提及。如陳勝謀劃起義,卻根本無視這一絕好的宣傳材料。如賈誼《過秦論》言秦之過失甚多,卻亦不言二世篡位。北大藏西漢竹簡《趙正書》更雲:

昔者,秦王趙正出遊天下,還至柏人而病,病笃……丞相臣斯、禦史臣去疾昧死頓首言曰:“今道遠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謀,請立子胡亥爲代後。”王曰可。[20]

此书记载秦始皇采纳李斯、冯去疾的建议,亲自册立胡亥,完全颠覆了《史記》的记载。整理者认为,北大藏西汉竹简的抄写年代大多在汉武帝时期,[21]与《史記》基本同时。关于《趙正書》的性质,学界尚存在争议,在其全文公布以前,或难对此记载全盘采信,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如整理者所言,本书称秦王而不称“皇帝”,显然作者持反秦立场,并不以秦为正统。在此立场下,作者尚不采用胡亥篡位之说,足可见在西汉中期以前胡亥篡位之说绝非主流。

第二,《李斯列傳》所載沙丘之謀頗詳,卻對留守京城的右丞相馮去疾不及一字。另一位重臣馮劫亦未被提到。

第三,好文者往往熱衷于評論趙高與胡亥、李斯之間密謀的文辭,但治史者當知,這種涉及篡位的陰謀斷無把細節流布于外間的道理。即使我們相信二世爲擅立,亦絕不能將這幾段洋洋灑灑的言辭當信史看待。

第四,徐志斌《秦二世胡亥奪位說質疑》指出,按《李斯列傳》,李斯與始皇爲姻親,始皇皇子中當多有其婿,如果李斯真要擅立皇子,當立其女婿,而非胡亥。[22]

(3)始皇之意向

關于始皇帶胡亥東巡一事,《李斯列傳》是這樣記載的:

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23]

依此,似乎僅僅是始皇帶喜歡的小兒子出遊而已。但我們應該注意,胡亥這個時候已年滿二十,是個成年人了。難道始皇帶著一個成年的兒子出巡,僅僅是爲了讓他去遊玩嗎?李開元《秦始皇的秘密》推測秦始皇帶胡亥出遊是爲了訓練政務,觀察其能力考慮的,[24]應該說這才是一個合理的解釋。

之所以我們把始皇帶胡亥出遊視作帶小孩子遊玩,一定程度上是因爲胡亥“少子”的身份。一般認爲,他是始皇最小的兒子。但事實上,這一說法是有爭議的。《李斯列傳》集解注明載:

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25]

“始皇有二十余子” [26],按此,二世並非始皇最小的兒子。事實上,始皇生二世時不過三十歲左右,正當壯年,若說其就此喪失了生殖能力,未免讓人難以置信。參看一下呂不韋邯鄲獻姬、嫪毐陰關桐輪之類的流言,若始皇真有此隱疾,民間恐怕是少不了類似的編排的。

实际上,《陈涉世家》載陳勝語雲:“吾闻二世少子也” [27],一個“聞”字已把“少子”說的源頭標的清清楚楚了。所謂“少子”一說很可能源自民間謠傳,民間但知扶蘇、胡亥,故一長一少分言之耳。

如果二世並非少子,那麽他隨始皇東巡就更不能視作是遊玩了。若僅僅是愛幸幼子,帶孩子出來玩,理當帶更小的小孩子出行才對。始皇帶著這麽一個成年的中子出巡,很可能他已有了立胡亥的打算。

關于這一點,恰如呂思勉先生所指出的,[28]《蒙恬列傳》所載蒙毅語言之甚明:

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慮之敢謀![29]

此外,《新序》中亦雲:

秦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胡亥下皆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30]

若胡亥僅爲普通公子,又是最小的兒子,其衆兄長或當阻止,或當指責,或當一笑置之,何至于歎息?無論該記載是否真實,其産生背景已足證明蒙毅所謂胡亥“去諸公子絕遠”並非虛言。[31]

 

總之,沙丘之謀一事疑點甚多,個人以爲至少應以存疑的態度視之。按,近年發現之秦漢簡牍多有否定沙丘之謀一事者,除上引《趙正書》外,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亦雲“朕奉遺诏”。[32]單就此文字本身而論,或可視爲欲蓋彌彰之官方辭令,然而結合上文所列的諸多疑點,或許此文告所述方系當日之史實。

 

二、二世引韓非語一事系仇視法家者捏造

 

《史記·秦始皇本纪》云:

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谏曰“……”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于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胫毋毛,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禦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竟,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33]

 

《李斯列傳》雲:

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于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匦,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于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胫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然則夫所貴于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貴于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34]

 

按照《李斯列傳》的記載,李斯遭到責問後立刻呈上誘導君主享樂的“督責之書”,二世讀後“悅”。可以看到,無論是二世的責語還是李斯的“督責之書”,無不稱引韓非之言,從《韓非子》中爲君主行樂尋找借口。

然而,如拙作《李斯“督責之書”系僞作辨》所論,“督責之書”絕非李斯所作,而這兩段責語,亦多有不合理處。呂思勉先生曾對此記載提出強烈質疑:“世有立功而必師古者矣,有圖行樂而必依據師說者乎? [35]此判斷堪稱一語中的。惑于這幾段記載的學者關注點往往集中于法家“正明法,陳嚴刑”[36]的理論與秦廷政治的相合處,卻忽視了這幾段記載的核心並不在嚴刑峻法上,而在縱容君主享樂這一點上。

事實上,雖然法家並不重道德說教,但亦從不鼓勵君主享樂,所謂“專用天下適己”、“荒肆”“恣睢”等無恥的目的從未在法家經典中被宣揚過,相反,在《韓非子》中多處遭到了明確反對:

 

貴夫人,憂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37]

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38]

耽于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39]

好宮室台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40]

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41]

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42]

 

法家對荒淫國政的態度如何,于此已可見。至于秦二世的這兩段所謂的責語,其實是用斷章取義的方法剪裁出的誣陷之言。

這兩段話實際上是對《韓非子·五蠹》裏的這段話不同形式的節選: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胫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43]

 

韓非以堯和禹爲例,無非是認爲古人讓天子僅是因爲利薄,並不比今人高尚,反駁儒家厚古薄今的言論而已。而在這段責語中,居然被掐頭去尾,作爲淫樂的理由出現,作者之用心不是顯然的麽?

此外,依紀傳體例,同一事件在兩卷中分別出現時當各有詳略側重,《秦始皇本紀》裏的這段話幾乎是重複照搬《李斯列傳》,同樣是不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二世的這兩段話實在是典型的不知所雲。所引的韓非的這段話,與上下文沒有任何關系,除了給韓非抹黑之外,別無它用。尤其是《李斯列傳》裏,二世所言全部集中在抒發自己傾心淫樂的強烈感情。姑不論是否有人會公開大肆宣揚這種無恥的目的,單說這些不知所雲的言辭裏哪裏有“責問”的內容?所謂二世“責問”李斯從何談起?

可知這兩段“韓子曰”與“督責之書”一樣,當系後人竄入。這幾個記載前後關聯,同把秦廷罪犯韓非尊爲“韓子”,且二世責語中“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專用天下適己”等语与“督责之书”中“徇人者贱”、“专以天下自适”等语思想倾向、用词风格皆同,当是同一人所为,用意全在抹黑法家。

就竄亂細節而言,個人以爲,《李斯列傳》的這段話完全是憑空插入;《秦始皇本紀》裏的這段話則是插到了正式責語之前,由“吾聞之韓子曰”至“充吾號名”爲竄入,後面那個“且”字亦是爲了連接竄入部分而添加的。

 

三、秦二世的形象與曆史真實

 

按照《史記》相关纪传,尤其是《李斯列传》的记载,秦二世极度贪图享受、愚蠢癡呆而又暴戾陰狠,稱得上千古第一昏君。然而,這一系列描寫實多有捏造醜化之處。

 

1)只知享樂

按《李斯列傳》記載,二世殺諸公子之前,和趙高有如下的對話:

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 [44]

赤裸裸的宣稱“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即前之桀纣,後之桓靈,亦遠不至如此。類似的,前面所論的“督責之書”、二世引“韓子曰”之責語,亦無不表現了二世的荒淫。假使這些記載均爲真實,二世真稱得上當之無愧的千古第一昏君了。

然而,如前所述,“督責之書”必爲僞造,二世所引的“韓子曰”亦不可信。至于上面所引的這段話,同樣難以置信。這幾段記載具有同一個特征,即二世完全以“貪圖享受”爲榮,毫不顧忌的宣揚自己的這一無恥目的。這顯然是謬于常理的——暴君昏君本當文過飾非,絕不會如此直白的表達出來。同樣,趙高那句赤裸裸顛倒黑白的谄媚語也未免太不高明了。

而且,上面所引的這段話是二世“燕居”時與趙高的密謀,退一步來講,即令二世確實說出了這種無恥的話,又怎會被記錄下來呢?

 

2)愚蠢癡呆

在李斯上“督責之書”的記載中,已經折射出作僞者對二世智力水平的藐視。這一點在《李斯列傳》中所載的“指鹿爲馬”一事中,顯現的更爲明顯:

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蔔,令卦之。[45]

按,“指鹿爲馬”一事在《秦始皇本紀》中亦有記載,《本紀》中的趙高,是在以開玩笑的形式試探大臣,裏面的秦二世尚可被視作是政治敏感度不夠。而這段記載,增加了二世“自以爲惑”的記載,一下子把二世的智力水平砸入了智障的行列。公認的白癡皇帝晉惠帝不過說了句“何不食肉糜” [46]而已,相較“自以爲惑”的秦二世,聰慧何止千倍。[47]

 

3)暴戾陰狠

二世即位,聽信趙高的蠱惑,將諸公子與衆老臣殺戮殆盡。又欣賞李斯“督責之書”,認爲“殺人衆者爲猪摷” [48]。最後,李斯亦被處死。

這一特點應該是相對符合實際的,殺包括李斯在內的衆老臣以及扶蘇當無疑問,殺諸公子或亦有其事。唯“督責之書”既僞,則所謂“殺人衆者爲猪摷”的標准亦當是誇大。秦二世元年文告雲: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遺诏,今宗廟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當除定者畢矣。元年與黔首更始,盡爲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將自撫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縣賦援黔首,毋以細物苛劾縣吏,亟布。

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49]

可見,至少在官方辭令上,秦二世並未以刑殺耀世,其公開宣揚的原則是符合仁、義等傳統理念的。[50]

 

綜上可知,《李斯列傳》對二世形象的塑造並不合常理,尤其在“只知享樂”和“愚蠢癡呆”這兩點上,更是被嚴重捏造和誇大了。二世貪圖享受或有其事,但不至于公開宣揚;二世政治才能大約有限,但不至于馬、鹿不分,“自以爲惑”。

《秦始皇本紀》中雖然也摻入了不可信的內容,但相較《李斯列傳》而言,所敘的二世事迹相對可信,被改動的應該較少。

比如,殺大臣及諸公子一事,《秦始皇本紀》載二世的問話是:

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51]

雖不失陰戾之氣,但基本是一正常人的理性思維,較之《李斯列傳》中只知玩樂的二世,要正常得多。

再如,責李斯等人的言辭,雖然也摻入了“韓子曰”之類不可信的言辭,但剝離這部分謬論,後面確實有對李斯等人的責難:

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竟,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52]

較之《李斯列傳》中完全不知所雲的“責問”,顯然要合理得多

 

而且,《李斯列傳》中描述的二世形象並不統一。“燕居”時用道家語,責李斯時用韓非語。如果說這兩點還能用韓非思想與黃老同源解釋的話,沙丘之謀時二世俨然一儒家信徒,絕不似一暴戾陰狠之人,又當何解?同樣,李斯在沙丘之謀時亦盡儒家語,和建議焚書的上書、“督責之書”盡不同,和後面的獄中歎詞倒是有些相似。這些駁雜而沖突的思想亦當是《李斯列傳》後半部分遭衆手竄亂所致。

此外,關于二世和趙高的關系,顯然也是《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載更爲合理。長期以來,人們囿于《李斯列傳》中的記載,認爲二世蠢笨愚呆,只知貪圖享樂,完全是趙高的傀儡。然而,如果真是這樣,在秦廷已風雨飄搖,旦夕不保的情況下,趙高又有什麽動機去弑君呢?

關于這件事,《秦始皇本紀》的記載要合理得多:

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鹹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谏,今事急,欲歸禍于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 [53]

陳世《論秦二世不是趙高的傀儡》據此認爲,二世尚具有相當的威懾力,並非趙高之傀儡,[54]個人完全贊同這一觀點。當時二世對朝政應仍有相當的影響,趙高之殺二世,並非野心包天,而是因爲實實在在的面臨死亡的威脅。其發動望夷之變,不過兔死狐悲,恐重蹈李斯覆轍而已。按此記載,趙高殺胡亥亦未敢計劃自立,而是要立子嬰,這也是符合現實情況的想法。[55]

 

綜上,可知我們舊有對秦二世的認識有很大的誤差。二世確系一暴戾狠毒之人,但“只知享樂”、“愚蠢癡呆”這兩點則系後人誇大。二世以青年即位,對長兄與老臣頗不信任,在殺扶蘇之後,又將蒙毅、蒙恬、馮去疾、馮劫、李斯等重臣先後殺害。趙高在其中起的最多是推波助瀾、落井下石的作用,而並非處于絕對主導的地位。最後,二世因關東起義事逼問趙高過急,反被铤而走險的趙高發動宮廷政變殺死。



[] 關于劉氏父子之整理本身是否存在竄僞,從古時今古文經之爭到近代古史辨派興起多有爭論,這裏不擬評價。要之經劉氏父子整理後,其整理本遂成爲定本,當無疑義。

[]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261-262頁。

[] 分載《史學月刊》,2013年第7期;《形象史學研究(2013)》,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 吕思勉:《秦漢史》第二章《秦代事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

[]《史記》卷三十九《晋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643

[]《史記》卷四十《楚世家》,第1712頁。

[]《史記》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1950頁。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2548頁。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传》,2551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4頁。

[11]《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2548頁。

[12]《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2548頁。

[13] 關于秦國君主的繼承制度,林劍鳴先生已作了較爲詳細的統計,指出嫡長子繼承制並未在秦國形成定制。雷依群先生亦據此對始皇欲立扶蘇一事表示了懷疑。參見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雷依群:《論扶蘇不得立爲太子》,《鹹陽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

[14]《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2549頁。

[15] 事实上,后来胡亥被立为太子即发生在返程途中,而非返回咸阳以后。见《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4頁。

[16] 李开元先生在辨伪坑儒一事时曾指出,侯生、卢生本是方士,结果到了秦始皇口中,先变成“文学方术士”,再變爲“诸生”,进而在扶苏口中又变成了“诵法孔子”的儒生,显然是在蓄意偷换概念。上文所论赐扶苏书一事之偷换手法与此极类,赵高的那句“與喪會鹹陽而立爲嗣”和扶苏回护儒生的那句“诸生皆诵法孔子”其说明用意更是异曲同工。參見李開元:《焚書坑儒的真僞虛實——半樁僞造的曆史》。此外,孫文禮《秦始皇“賜公子扶蘇書”考》亦認爲所謂“賜公子扶蘇書”不成立。參見孫文禮:《秦始皇“賜公子扶蘇書”考》,《秦文化論叢》第十一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

[17]《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2549頁。

[18]《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315頁。

[19]《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2550頁。

[20] 趙化成:《北大藏西漢竹書<趙正書>簡說》,《文物》,2011年第6期。

[21] 北京大学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文物》,2011年第6期。

[22] 参见徐志斌:《秦二世胡亥夺位说质疑》,司马迁与《史記》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20078月。

[23]《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2547頁。

[24] 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第四案《秦始皇的后宫谜团》,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25]《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传》裴骃集解注,第2548頁。

[26]《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2547頁。

[27]《史記》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1950頁。

[28] 参见吕思勉:《秦漢史》第二章《秦代事迹》,第20頁。

[29]《史記》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2568頁。

[30]《新序》卷五《雜事五》。《新序全譯》本,李華年譯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8頁。

[31] 雷依群先生亦認爲,扶蘇與秦始皇在治國理念方面分歧巨大,絕非始皇中意的繼承人。參見雷依群:《論扶蘇不得立爲太子》。

[3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十年風雲激蕩 兩千年沈寂後顯真容》,《中國文物報》,2013126日第6版。

[33]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1-272頁。

[34]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2553-2554頁。

[35] 吕思勉:《秦漢史》第二章《秦代事迹》,第22頁。

[36] 《韓非子》卷四之《奸劫弑臣第十四》,《韓非子集解》本,[]王先慎撰,钟哲点校,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02頁。

[37] 《韓非子》卷二之《八奸第九》,第53頁。

[38] 《韓非子》卷二之《揚榷第八》,第43-44頁。

[39] 《韓非子》卷三《十過第十》,第59頁。

[40] 《韓非子》卷五之《亡征第十五》,第109頁。

[41] 《韓非子》卷六《解老第二十》,第144頁。

[42] 《韓非子》卷七之《說林上第二十二》,第176頁。

[43] 《韓非子》卷十九之《五蠹第四十九》,第443-444頁。

[44]《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2552頁。

[45]《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2562頁。

[46]《晋书》卷四《孝惠帝纪》,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08頁。

[47] 事實上,自漢代以來,關于二世愚蠢的傳說越來越多,分不清馬與鹿只是其中之一,其他說法中還有說二世分不清青色與黑色或者黑色與黃色的,其荒謬幾無需多論。參見[]梁玉绳《史記志疑》卷五《始皇本纪第六》,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86

[48]《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2557頁。

[49]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十年風雲激蕩 兩千年沈寂後顯真容》。

[50] 拙作《李斯“督責之書”系僞作辨》对此问题亦有详论,可参看。

[51]《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8頁。

[52]《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1頁。

[53]《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3-274頁。

[54] 陳世:《論秦二世不是趙高的傀儡》,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