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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秦代史事辨疑三題

发布日期:2020-01-10 原文刊于:

安子毓

(《形象史學研究》2013年) 

《史记》一百三十篇,是研究秦漢史至关重要的史料,尤其在秦代历史的研究中,因为相关文獻史料极度缺乏,《史记》更是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

然而,由于漢朝政府刻意限制《史記》的流傳,[①]再加上當時文字傳播困難,故而該書的脫漏竄亂是比較嚴重的,東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即已謂“十篇缺” [②]。關于《史記》所缺十篇爲何,自三國張晏始,即聚訟不休,至今尚無確鑿之定論。[③]

事實上,所謂“十篇缺”只是指的完全遺失的部分,後人增補以及傳抄錯誤的篇章絕不止此十篇而已。由于當時書籍流傳全憑手抄,增補刪改極易,因而相關的訛誤、竄亂也就極多。南朝裴骃《史記集解序》稱“考校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實”[],足見當時之混亂情形。

就今本《史記》而言,部分內容爲西漢元帝、成帝間博士褚少孫所補,其所補內容多已注明“褚先生曰”,較易識別。除此之外,明顯的竄亂處還有很多。如《秦始皇本紀》篇尾載班固答東漢明帝書,[⑤]《孝武本紀》全抄《封禅書》,[⑥]《張丞相列傳》篇尾載昭帝至元帝時丞相事,[⑦]《平津侯主父列傳》篇尾載平帝時太皇太後诏,[⑧]《司馬相如列傳》篇尾載揚雄語,[⑨]皆爲其顯例。 

不过,上述这些窜乱主要是为了补充史料,属于善意增补,对我们研究秦漢史的危害并不大。但对于秦代史事的改窜就远非如此简单了。由于秦廷与后世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派结怨甚深,因而秦代史料遭到的恶意捏造、扭曲篡改其实是最为严重的。经过这些窜乱,秦廷人物的道德低下、暴戾不仁乃至愚蠢痴呆的程度皆被夸大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

這種“衆惡歸之”的思潮顯然也影響了後世的史學研究。古代史家對《史記》研究考辨雖多,但對秦代曆史的辨僞卻是相對較少,幾乎無人關注此記載中的荒謬性。

近代以來,這一情況有了一定好轉,呂思勉、錢穆、馬非百、李開元等先生對這些荒謬的記載多有批判。[⑩]此外,日本學者栗原朋信、鐮田重雄,美國學者蔔德對這些記載的真實性亦多有質疑,並明確指出其中存在竄亂的可能性。[11]

然而,盡管有這些學者的努力,就整體而言,目前關于秦史辨僞的研究還是較爲薄弱的,研究論著相對較少,且多只著眼于史事考辨,而未注意到日、美學者提出的史料竄僞問題,故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拙作《李斯“督責之書”系僞作辨》、[12]《李斯卒年考辨》[13]對此問題進行了初步考辨,本文擬在此基礎上進行進一步探討。

 

一、“邯鄲獻姬”事辨疑

 

呂不韋“以呂易嬴”一事,前人考證頗多,其僞基本已成學界定論。但曆來之證僞者,其論證重點皆放在呂不韋所獻趙姬是否懷孕這一點上,而忽視了更深層次的問題:“邯鄲獻姬”這一記載本身是否可信。此事在《呂不韋列傳》中是這樣記載的:

 

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14]

 

子楚膽敢向呂不韋索要趙姬,而呂不韋猶豫一下便可以將趙姬像貨物一樣送給子楚。從這裏我們足以看出,趙姬絕非呂不韋正妻,而只是呂不韋的侍妾、舞女,其地位是非常卑賤的。

然而僅隔兩行字,我們又看到了一個地位身份完全不同的趙姬:

 

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15]

 

這裏的趙姬又成了“趙豪家女”,其族勢力之大,竟堪抗衡趙國王廷。這樣一位出身豪門的女子,又怎會淪爲商人姬妾,轉送如貨物呢?

前人也有發現了這一矛盾,試圖調和的。錢大昕《廿二史考異》雲:“蓋不韋資助之,遂爲邯鄲豪家。”[16]這顯然是以後世形態臆想古代。所謂豪家,即豪強、豪傑、豪俊、強宗豪右,乃是分封制社會之遺,戰國秦漢民間社會的一大重要勢力。[17]漢代刺史所糾察的第一條即“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淩弱,以衆暴寡”,[18]完全是針對這一勢力而設。其勢力依托于宗族,連皇權尚須與之妥協,絕非明清時代的土財主可比。

这一势力与皇权的斗争贯穿了整个秦漢史。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徙天下豪富于咸阳” [19]、“墮名城,殺豪俊” [20],然而未幾“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 [21]。漢興以後,亦曾用“徙豪傑諸侯強族于京師”[22]、用酷吏“鉏豪強並兼之家”[23]等手段進行壓制,但最終並未成功。到西漢後期,政府已難以壓制豪強,不得不與之妥協。後來由豪強扶植起來的東漢王朝先天不足,根本無力對其進行制約。質帝、桓帝時甚至到了要靠皇帝下诏禁止地方“驅逐長吏” [24]的地步。如此大罪尚只能流于警告,可見當時地方勢力之強大與中央之無力。

這一勢力的強大,在《史記》中多有反映:

 

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並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25]

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26]

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27]

 

正因爲當時豪傑勢力如此之強,所以才能抗衡趙國王廷保護嬴政母子。試問,呂不韋爲求商利,客居邯鄲,對當地豪門示好猶恐不及,焉敢以豪門女子做婢妾,甚至轉送如貨物呢?

清人洪亮吉對錢氏的說法就提出了質疑:“若政之生母爲邯鄲之倡,即資之安得爲豪家乎?” [28]他認爲,趙姬與豪家女爲兩人,後者是子楚正妻。但恰如錢穆先生所指出的,前面已經說明“子楚遂立姬爲夫人”,洪氏的猜想也無法解決這一矛盾。[29]

事實上,這兩條記載是完全沖突,無法共存的。如果它們出現在不同的紀傳中,尚可以司馬遷有意兩存異說視之,但出現在同一傳中且又前後相鄰,就無法這樣解釋了。司馬遷寫《史記》,“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30]是其重要原則,同傳中的邏輯是務求自洽的。這一點可以參看《史記·蘇秦列傳》,爲了調和《戰國策》等史料中對蘇秦記載的矛盾,司馬遷把爲燕謀齊的主角改爲了蘇代[31]。雖然根據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來看,這種修改並不符合史實,[32]但確實使《蘇秦列傳》自身的內部邏輯合理化了。

因此,這兩條記載不但必有一假,而且這條假記載當是竄亂,並非原文。按獻姬一事亦見于《秦始皇本紀》: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于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33]

 

疑者或可據此否定豪門女一事而肯定獻姬一說。但個人以爲,《秦始皇本紀》中這句記錄或是後人注文、筆記衍入正文,刪之上下文氣反而更順。從情理上講,個人更傾向“豪門女”的記載,所謂“邯鄲獻姬當皆非《史記》之原文。

 

 

二、“尉缭評秦王”事辨疑

 

《史記·秦始皇本紀》:

 

十年……大梁人尉缭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缭亢禮,衣服食飲與缭同。缭曰:“秦王爲人,蜂准,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遊。”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34]

 

尉缭的評語是《史記》中對秦始皇最直觀的評價,是以學界評介秦始皇時多引尉缭語。如郭沫若先生《十批判書》即根據尉缭語分析,認爲秦始皇生理殘缺嚴重,以致影響了其心理:

“摯鳥膺”,現今醫學上所說的雞胸,是軟骨症的一種特征。“蜂准”應該就是馬鞍鼻,“豺聲”是表明有氣管炎……因爲有這心理上的缺陷,秦始皇在幼時一定是一位可憐的孩子,相當受了人的輕視。看他母親的肆無忌憚,又看嫪毐與太後謀,“王即薨,以子爲後”(《呂不韋列傳》),可見他還那麽年輕的時候便早有人說他快死,在企圖篡他的王位了。這樣身體不健康,又受人輕視,精神發育自難正常。爲了圖謀報複,要建立自己的威嚴,很容易地發展向殘忍的一路……“少恩而虎狼心”,便是這種精神發展的表征。[35]

不过,也有许多学者不相信这一记载。翦伯赞先生《秦漢史》就认为:

(秦始皇)並不如後世所想象的他是生長著一幅嚴肅得可怕的面孔,假如他多少有些母親的遺傳,他應該是一位英俊而又漂亮的青年。[36]

事實上,關于這段記載的研究,不僅僅涉及秦始皇本人的外貌特征,亦關乎尉缭的生活年代及其對秦國的影響。

《史記》中關于尉缭的記載僅此一處。按此記載,尉缭與始皇帝同時,始皇十年赴秦,對秦國一統六國作出了相當的貢獻。

但這一記載卻與傳世的《尉缭子》産生了嚴重矛盾。今本《尉缭子》開篇即雲:“梁惠王問尉缭子曰” [37]。按《史記·六國年表》的記載,梁惠王卒于周顯王三十四年,即公元前335年,而秦始皇十年則爲公元前237年,[38]前後相距98年。按楊寬先生《戰國史》的考證,梁惠王卒于周慎靓王二年,即公元前319年,[39]距始皇十年亦有82年的時間。無論按哪種說法,尉缭都是不可能縱跨這兩個時代的。

由于自南宋以來,今本《尉缭子》即被視作僞作,過去關心這一問題的學者並不多。但根據1972年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尉缭子》殘篇,可以斷定此書確實是劉向、班固所見,錄于《漢書·藝文志》的原作。何法周先生指出,根據其中不避漢帝名諱、文字又帶有篆書特色,可以進一步確定此書至少爲秦以前的作品,僞作之說不成立。[40]此說基本已爲學界所公認。既然如此,有關尉缭的矛盾記載也就必須要解決了。

對此問題,學術界主要有四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梁惠王時的尉缭與秦始皇時的尉缭爲兩人。日本泷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即持此觀點:

崔適曰,尉缭以官爲姓。愚按《漢書·藝文志》,雜家有《尉缭》二十九篇,蓋此人作。《隋志》:雜家《尉缭子》五卷,梁惠王時人,與此別人。[41]

但這一說法顯有曲爲彌縫之嫌。“缭”不是常用名,“尉”不是常見姓,國尉是顯官,名叫尉缭的人應當極少。而且,兩個尉缭,一個是魏國大梁人,一個回答梁惠王的咨詢,即令不是魏國人,與魏國關系亦極密切。[42]如此巧合,實在難以解釋。錢穆《先秦諸子系年》、[43]林劍鳴《秦史稿》均不信之。[44]

第二種說法,尉缭爲秦始皇時人。林劍鳴先生《秦史稿》持此觀點:

《尉缭子》記“梁惠王”事,乃出于依托,不一定真有此事。在先秦諸子中,這是屢見不鮮的,依托黃帝者有之,依托老子者有之,在戰國末年的作者,爲什麽不能依托梁惠王呢?[45]

但這一說法同樣存在邏輯上的問題。所謂假托,是爲了以古人爲言宣揚其理論。秦始皇時代的尉缭若要假托梁惠王時代,當假托孟子等當時人,豈有假托自己到梁惠王時代的道理?如此假托,豈不成了自娛自樂的現代穿越劇,哪裏能有宣揚其理論的作用?

第三種說法,認爲《尉缭子》與《史記》的這兩段記載均不可信。如錢穆先生即認爲“竊疑《史記》載缭事已不足盡信,書又稱梁惠王問,則出依托。” [46]按此說法,似乎尉缭當系向壁虛構之人。但從銀雀山出土《尉缭子》一事來看,這一說法恐怕並不能成立。

第四種說法,尉缭是梁惠王時人。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指出,《尉缭子》中所舉曆史人物,止于吳起,而且提到吳起的次數最多,完全符合作者生活的時間(梁惠王時代)與地點(魏國);書中“民有饑色,馬有瘠形”[47]的國家不可能是虎視東方的秦國,只能是梁惠王晚年的魏國。[48]

 

可以看到,這四種說法中,最合理的無疑是梁惠王時人說,該說與傳世《尉缭子》切合的是最爲密切的。其立論上唯一的障礙僅在于《史記》上這一小段記載。

然而,這段記載的內容實在堪疑。所謂“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乃直观特征,尉缭初见秦王时即已一目了然。当时见此外貌不吝为秦王出谋,待秦王表现出礼贤下士的态度后反以此为说辞,岂不荒谬?献计时云“诸侯可尽”,议论时又害怕“天下皆爲虜”的情况出现,又当何解?况此评语为私下之言,焉能被记下?若此言已传入秦宫,即令秦王不计较,尉缭又何敢自安于国尉之职?钱穆认为,[49]尉缭對秦王的評語與範蠡評勾踐“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50]相類,當爲附會,誠爲灼見。

至于尉缭所獻計策,錢穆指出,[51]與戰國策所載頓弱事相類[52]。實際上,與此事相類的還有《李斯列傳》所載李斯事[53]

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赍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54]

則此計之真實性亦堪疑。

更爲重要的是,所謂“國尉”,據張守節正義雲:

若漢太尉、大將軍之比也。[55]

按此,國尉當是主管軍事的高官,尉缭當在始皇十年至二十六年的統一六國戰爭中多有表現。但綜觀整篇《秦始皇本紀》乃至整本《史記》,竟不再記載尉缭一字。《史記》中對秦始皇時代戰爭的記載是很多的,從人所共知的王翦、王贲、蒙骜、蒙武、蒙恬、李信,到不太出名的桓齮、楊端和等皆有戰績留下,偏偏最高軍事長官尉缭卻沒有留下半字記載,這難道不奇怪麽?

事實上,假若我們能夠細讀一下這段記載的上下文,當可發現,這段文字前後有著明顯的竄亂痕迹:

 

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于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缭來……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56]

 

此段上接始皇誅嫪毐、免呂不韋事,是以有逐客及李斯上谏逐客書事。之後敘李斯建議攻韓事,至“與韓非謀弱秦”一句關鍵處戛然而止。此謀究竟結果如何,怎樣進展,竟不再敘述半字,而突然插入與前文無半分幹系的尉缭事,這是不符合常理的。所謂“謀”,即“謀劃”、“策劃”,該動作本身並無意義,其內容及其造成的影響才是關鍵所在。不載該謀劃之內容、影響,單單一句“與韓非謀弱秦”也就完全不值得一記了。查諸《史記》十二本紀,對“謀”的記載不外乎如下兩類:

其一,當事人將該謀劃付諸實施,造成了一定影響:

舜乃至于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57]

微子數谏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58]

秦饑,請粟于晉。晉君謀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59]

其二,他人針對該謀劃采取一定行動,造成影響:

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60]

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61]

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62]

综观十二本纪,既不载谋划内容,亦不载其影响的,唯“谋弱秦”一句而已。可知 “谋弱秦”一句之后,本当载有该谋之内容或影响,今本当有脱漏。

 

另外,此段結尾處敘尉缭事畢,又冒出一句沒頭沒腦的“而李斯用事”。所謂“用事”,即“當權”、“主事”,和“謀一樣,並無單獨記錄的意義。《史記》十二本紀中所載“用事”,亦可分爲兩類,其一是該人用事造成某種影響,如“趙高用事于中,下無可爲者”,[63]其二是與職位任命等相關內容連及而言,如“趙高爲郎中令,任用事”。[64]作爲與上下文無關的中心句單獨出現的,只有“而李斯用事”一例而已。況此句與前文所載之李斯事同在一年而皆無確切時間,中間所夾之尉缭事與此二事毫無關系,若按一般筆法,自當將這一句話與上文李斯事合而記之,單列于此殊爲不倫。綜上種種,可知此句之前當有脫漏。

由此可見,“與韓非謀弱秦”與“而李斯用事”二句之間很有可能存在脫誤竄亂,正好夾于其間的尉缭事自然也就分外可疑了。綜合上述諸多問題及竄亂痕迹,當可得出結論:尉缭實爲梁惠王時人,作有《尉缭子》,所謂“尉缭評秦王”一事系後人附會。

 

 

三、趙高陷李斯事辨疑

 

《史記·李斯列傳》中,李斯向二世所獻的“督責之書”存在著嚴重的邏輯問題,其非李斯所作甚明。[65]不過,僅據內證,尚不能確鑿判定此文進入《史記》系竄亂還是誤抄。但《李斯列傳》後半部分所存在的問題絕對不僅此一端,而是存在著大量的問題與矛盾。通過分析這些問題,可以看出,《李斯列傳》後半部分已遭嚴重竄亂,“督責之書”只是其中較爲明顯的一個例子而已。

 

《李斯列傳》敘李斯在二世朝的經曆如下:

1)二世即位當年,關東即爆發了以陳勝、吳廣爲首的農民起義。起義軍西向伐秦,“兵至鴻門而卻”。面對如此嚴重的局勢,“李斯數欲請閒谏,二世不許”,[66]反被二世所責。之後,朝中開始責問李斯及其子李由不能阻止起義軍的責任。

2)李斯恐懼,上“督責之書”谄媚二世。宣揚應用嚴刑峻法“滅仁義”,實現君主“恣睢”[67]的願望。二世悅。

3)之前,趙高曾因結仇太多,怕這些人攻擊自己,故以避免“譴舉有不當” [68]爲名,谏二世不見大臣。

4)趙高“聞李斯以爲言”,便慫恿李斯進谏二世享樂一事,李斯稱“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谏無閒”。[69]趙高聲言他將等二世無事的時候通知李斯。結果趙高專挑二世玩樂的時候通知李斯進谏,待二世惱怒後進讒言離間了李斯與二世的關系。

5)李斯聽說趙高陷害自己,又見不到二世,遂“上書言趙高之短”。[70]二世爲趙高辯護,李斯堅持自己的觀點,二世怕李斯殺趙高,遂將此事私告趙高。趙高反誣李斯欲反,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 [71]

6)“趙高案治李斯。”李斯在獄中感歎道:“……二世之無道過于桀、纣、夫差……吾非不谏也,而不吾聽也……吾必見寇至鹹陽,麋鹿遊于朝也。” [72]

7)“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馀,不勝痛,自誣服。” [73]李斯獄中上書辯冤,結果被趙高扣下。  

8)“趙高使其客十馀輩詐爲禦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辄使人複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 [74]最終,“具斯五刑,論腰斬鹹陽市” [75]

 

按此,李斯被殺一事頗爲曲折離奇。然而,在《秦始皇本紀》中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平實記載:

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谏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戌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竟,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76]

按此,李斯之死僅是因爲簡單的進谏事,與《李斯列傳》所載的離奇記載完全不同。二者孰是孰非呢?梁玉繩《史記志疑》雲:

李斯傳諸侯叛秦,斯數欲請,二世不許,而責問之。斯阿意求容,以督責之術對。而紀雲去疾、斯、劫進谏,必紀誤也。斯既阿意、求容,何能直谏?況請而二世不許,繼請而爲趙高所賣,斯實未嘗一言。或去疾、馮劫谏而連斯之名與奏牍乎?又斯就五刑因高之谮,而後文謂因谏被誅,亦紀之誤。[77]

梁氏注《史記》,對本紀、列傳出現矛盾者,多從本紀。獨于此不加辨析而皆謂本紀有誤,當與其主觀好惡有很大關系。明清時,李斯已被儒生目爲公敵,這種情緒顯然影響了梁氏的判斷。《六國年表》雲,二世二年“誅丞相斯、去疾、將軍馮劫”,[78]所指與本紀顯系一事。事實上,《李斯列傳》的這段記載內容盡幼稚而前後多矛盾,幾乎完全難以采信。“督責之書”之僞已作專文論述,現列舉其他嚴重問題與矛盾如下:

第一,按《李斯列傳》記載,趙高“聞李斯以爲言”,然後陷害李斯。前文所記李斯之言,唯“督責之書”而已。若“督責之書”爲竄亂,則上面這句話就沒了著落;若謂“督責之書”非竄亂,爲司馬遷誤抄,亦又造成了嚴重矛盾:所謂“督責之書”,用意全在鼓勵君主享樂,試問,剛剛上書谄媚二世的人又怎會受趙高的鼓動,再度去勸誡二世享樂?同理,若趙高既已聽說李斯上“督責之書”,又何能說出“君何不谏”[79]的話來?個人以爲,原文本當有李斯憂心朝政之言論,“聞李斯以爲言”一段即指此而言,其後“督責之書”的竄亂又覆蓋掉了李斯的批評,最終導致了這種進退兩難的矛盾問題。

第二,李斯謂因二世不朝而“欲谏無閒”,實在荒唐之極。朝政上下交流,本以文書爲主,既能爲谏逐客書,能“上書言趙高之短”,則上書進谏有何難處,何至因二世不朝而“欲谏無閒”?清末官員出身的郭嵩焘稱“趙高所以愚弄二世及李斯者,多近于故事傳說”[80],所言甚是。此故事之邏輯實當源于“有本出班早奏,無本卷簾散朝”的民間想象,絕非出自爲官數世的司馬氏手筆。

第三,李斯“上書言趙高之短”一事中,二世雲:

何哉?夫高……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 [81]

二世稱李斯爲“君”,稱趙高爲“趙君”,[82]語言又極通俗,顯非正式文書往還,而是當面來言去語的辯駁。這與趙高勸二世不見大臣,李斯“不得見”的記載亦是矛盾的。

第四,趙高陷害李斯成功後,已明言“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 [83]之後敘李斯獄中歎詞畢,忽又雲“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 [84]。同一事件重複兩遍,當爲竄亂所留之痕迹。

第五,《李斯列傳》在敘述“李斯數欲請閒谏”遭二世責難後,已記載了使者案查李由一事:

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诮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85]

然而,在後面二世爲趙高所欺時,又複言:

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86]

仿佛完全忘記了前面已案查過一次,對上次案查的結果亦未予任何評論。而且,若說是案查了兩次,從行文來看,後一次至少得加個“複”字罷?況且後面也僅記載了一次使者的還報:

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87]

可見這兩段案查的記載分明只是一事的重複出現,亦當爲竄亂之痕迹。

第六,如梁玉繩所言,《李斯列傳》並未載李斯上谏事。然而,後面李斯下獄後的歎詞中卻分明又有“吾非不谏也,而不吾聽也”[88]一語,這又造成了本傳內部的嚴重邏輯矛盾,而爲《秦始皇本紀》的記載提供了輔證。事實上,如果李斯僅僅是“欲”谏,又何來二世“不許”?二世又何須“責問” [89]

第七,“獄中上書”本身的真實性亦堪懷疑。姑且不論這篇被趙高扣下的文章如何得以流傳出來,其文風亦與作者身份遭遇不符。這篇上書以所謂“七罪”的形式回顧自己的功勞以求二世寬恕,用的是“反語”這種修辭方式。須知,此種修辭方式帶有一種很強的諷刺、嘲弄意味,是帶有怨氣的。韓信在雲夢被擒時所感歎的“天下已定,我固當亨” [90]即爲顯例。當時李斯已經被下獄,寫此書是爲了求得寬恕,作爲一位政治家,何以能用一種帶有攻擊性的文風懇求二世寬恕呢?

事實上,該文的第一句其實已經漏了馬腳:“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 [91]恰如梁玉繩所論,“始皇二十八年李斯尚爲卿,本紀可據,疑三十四年始爲丞相,則相秦僅六年。” [92]按始皇帝二十六年統一天下時,李斯還只是廷尉,二十八年琅琊刻石中亦明言“卿李斯” [93],三十四年議焚書時方稱“丞相李斯” [94],則李斯爲相應在始皇帝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之間,到二世二年少則六年,多則十二年而已,遠不及三十余年之數。此書若爲李斯親筆所寫,自不會記錯,既是正式上書,亦不當模糊言之,其非出自李斯手筆已是顯然。

 

同傳之內存在如此之多盤根錯節的矛盾與問題,[95]足以證明《李斯列傳》的這段記載已遭極其嚴重的竄亂。這段記載不但並非完全出自司馬遷手筆,而且篡改者也並非一人,當是在流傳過程中爲衆手所竄。竄亂如此之嚴重,想確鑿證明其中孰是孰非亦是不大可能的。相較而言,《秦始皇本紀》所載李斯遇害事合情合理,又有《李斯列傳》中的獄中歎詞和《六國年表》爲輔證,當以《秦始皇本紀》爲准。可知李斯獲罪實因進谏事,與《李斯列傳》所載離奇故事無幹。

 

依呂思勉先生的意見,《李斯列傳》這段記載“尤類平話”,[96]全不足取。個人以爲,呂思勉先生這一判斷雖看似太過大膽,其實卻是較爲謹慎的觀點。在已知這些記載可信度很低的情況下,不如單挑出相對可信的記載,對其他離奇的記載暫時保持存疑的態度,似乎更爲科學一些。對照記載較爲合理的《秦始皇本紀》,剔除《李斯列傳》後半部分矛盾而離奇的內容,所剩的可信記載其實是不多的。現試從《李斯列傳》這部分記載中摘出個人以爲較爲可信的非竄亂文字,列于下方:

 

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于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于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谏,二世不許……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诮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

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馀,不勝痛,自誣服……

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鹹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97]

 

如上所列即是個人認爲較爲可信的文字,其內容與《秦始皇本紀》大致相同。引文中的省略號代表個人以爲不可信,予以刪除的部分。不得不承認,就目前而言,這一摘錄無法確鑿證實,只是個人意見而已,列于此僅供參考。希望隨著考古資料的增多,能對這段遭到嚴重竄亂的記載進行更爲確鑿的考證。

 



[] 漢成帝時,東平王劉宇上書求《史記》,將軍王鳳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谲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成帝遂不予。足見當時朝廷有意限制《史記》流傳,連諸侯王尚難窺其全豹。見《漢書》卷八十《宣元六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324-3325頁。

[]《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第2724頁。

[] 張晏雲:“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阙,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見《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裴骃集解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231頁。清人王鸣盛认为,《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为未完之笔,全亡者唯《孝武本纪》而已,余皆未亡。但他亦指出《秦始皇本纪》、《司马相如列传》存在窜乱。见[]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卷二、卷六,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鳳凰出版社,2008年。近人崔適認爲今本《史記》中有多達二十九篇爲後人填補、續接,但又認爲《孝景本紀》爲原文。見崔適:《史記探源》,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余嘉錫先生則贊同張晏的說法。見余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載于《余嘉錫文史論集》,長沙,嶽麓書社,1997年。朱東潤先生排比前人諸說,列出可能存在問題的內容共四十八篇。見朱東潤:《史記考索》之《史記百三十篇僞竄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

[]《史記》附《史記集解序》,附錄第3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90-293頁。

[] 參見《史記》卷十二《孝武本紀》,第451-486頁;卷二十八《封禅書》,第1355-1404頁。

[]《史記》卷九十六《張丞相列傳》,第2686-2689頁。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傳》,第2963-2964頁。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列傳》,第3073頁。

[] 参见吕思勉:《秦漢史》第二章《秦代事迹》、第三章《秦汉兴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卷四,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馬非百:《秦集史》人物傳三、二十一、二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李開元:《說趙高不是宦閹———補<史記·趙高列傳>》,《史學月刊》,2007年第8期;《末代楚王史迹鈎沈——補《史記》昌平君列傳》,《史學集刊》,2010年第1期;《焚書坑儒的真僞虛實——半樁僞造的曆史》,《史學集刊》,2010年第6期。此外,王舉忠:《李斯殺韓非原因考辨》(載于《遼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1期)与《李斯杀韩非原因再考辨》(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4期)、陳世:《論秦二世不是趙高的傀儡》(載于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徐志斌:《秦二世胡亥奪位說質疑》(載于司馬遷與《史記》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20078月)、馬世年:《韓非二次使秦考》(載于《中國文化研究》,2008年第4期)等文章亦對相關問題進行了論述。

[11] 参见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漢史》第一章《秦国和秦帝国》(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卜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栗原朋信、镰田重雄的观点在其中有引述,其日文原著分别为栗原朋信:《秦漢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60年;鎌田重雄:《秦漢政治制度研究》,日本學術振興會,1962年。

[12] 《史學月刊》2013年第7期。

[13] 《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3期。

[14] 《史記》卷八十五《呂不韋列傳》,第2508頁。

[15] 《史記》卷八十五《呂不韋列傳》,第2509頁。

[16]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五《史記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 69頁。

[17] 关于这一点,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皆有简要论述。参见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四章《阶级》,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獻出版社,2008年;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第五章《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8] 《漢書》卷十九《百官公卿表》顔師古注轉引《漢官典職儀》,第742頁。

[19]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39頁。

[20]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80-281頁。

[21]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82頁。

[22]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第3261頁。

[23]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傳》,第3140頁。

[24] 《後漢書》卷六《孝順孝沖孝質帝紀》、卷七《孝桓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80頁,第289頁。

[25] 《史記》卷三十《平准書》,第1420頁。

[26]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傳》,第3133頁。

[27]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遊俠列傳》,第3183頁。

[28] 洪亮吉:《四史發伏·史記》,見《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彙編·史記》,孫曉主編,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第207頁。

[29]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卷四之《春申君見殺考》,第454頁。

[30]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319-3320頁。

[31] 《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第1792頁。

[32] 參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戰國縱橫家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楊寬:《戰國史》第一章《緒論》,第八章《合縱、連橫和兼並戰爭的變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3]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23頁。

[3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30頁。

[35] 郭沫若:《十批判書》之《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449-450頁。

[36] 翦伯赞:《秦漢史》第三章《秦代政权的性质、组织、发展及其灭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頁。

[37] 劉春生譯注:《尉缭子全譯》卷第一之《天官第一》,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頁。

[38] 《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第727頁、753頁。

[39] 楊寬:《戰國史》附錄三《戰國大事年表》,第710頁。

[40] 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

[41] [] 泷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卷六《秦始皇本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57頁。原书为影印本,仅有句读,此引文标点为笔者所加。

[42] 何法周進一步指出,《尉缭子》一書中,尉缭向梁惠王自稱爲“臣”,稱魏國爲“吾”,爲“我”,可見其與魏國的關系匪淺。見何法周:《<尉缭子>初探》。

[43]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卷四之《尉缭辨》,第456-457頁。

[44] 林劍鳴:《秦史稿》第十二章《統一中國的最後勝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3頁。

[45] 林劍鳴:《秦史稿》第十二章《統一中國的最後勝利》,第333頁。

[46]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卷四之《尉缭辨》,第457頁。

[47] 《尉缭子》卷第二之《武議第八》,第47頁。

[48] 何法周:《<尉缭子>初探》。

[49]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卷四之《尉缭辨》,第457頁。

[50] 《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句踐世家》,第1746頁。

[51] 参见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卷四之《尉缭辨》,第457頁。清人沈钦韩亦曾指出这一问题,参见《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六《秦始皇本纪》,第157頁。

[52] 参见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六《秦策四》,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237頁。

[53] 這一點宋人呂祖謙亦曾指出,參見《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卷六《秦始皇本紀》,第157頁。

[54]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40-2541頁。

[55]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張守節正義注,第231頁。

[56]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30頁。

[57]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38頁。

[58] 《史記》卷三《殷本紀》,第108頁。

[59] 《史記》卷五《秦本紀》,第188頁。

[60] 《史記》卷四《周本紀》,第152頁。

[61] 《史記》卷五《秦本紀》,第219頁。

[62]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35頁。

[63]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第308頁。

[64]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66頁。

[65] 参见拙作《李斯“督责之书”系伪作辨》,《史學月刊》2013年第7期。

[66] 以上两条引文见《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53頁。

[67] 以上两条引文见《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57頁。

[68]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58頁。

[69] 以上两条引文见《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58頁。

[70]《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59頁。

[71]《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60頁。

[72] 以上两条引文见《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60-2561頁。

[73]《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61頁。

[74]《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61頁。

[75]《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62頁。

[76]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71-273頁。

[77]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五《始皇本纪第六》,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85頁。

[78] 《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第758頁。

[79]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58頁。

[80] []郭嵩焘:《史記劄記》。轉引自韓兆琦:《史記箋證》之《李斯列傳》,南昌,江西出版集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96頁。

[81]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59-2560頁。

[82] 按漢代拜丞相必封侯,其後行“三公”之制亦循此例,故對于較爲年長的丞相或三公,诏書偶有稱“君”者,以示尊敬。如西漢末年彭宣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時王莽用事,借太後之手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是爲其例。見《漢書》卷七十一《雋疏于薛平彭傳》,第3052頁。然秦代专行郡县制,皇家子弟尚为“匹夫”(《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54頁),更無論大臣。二世稱李斯爲“君”,實于理難通。退一步講,李斯爲诏書下達的對象,又爲丞相,加之李斯又“老”,二世特稱其爲“君”以示尊敬,但對于既非接受诏書者,且不擔任丞相,又“精廉強力”的趙高,亦在文書中尊稱爲“趙君”,又當何解?

[83]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60頁。

[84]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61頁。

[85]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54頁。

[86]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59頁。

[87]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61-2562頁。

[88]  事實上,如下文所論,從情理上看,獄中歎詞不可能原文流傳出來,其本身亦不可信,但其與前文的矛盾正表明了此一系列記載並非出自一手。

[89]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53頁。

[90] 《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第2627頁。

[91]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61頁。

[92] []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十一之《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第1321頁。

[93]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6頁。

[94]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54頁。

[95] 除以上幾條之外,《李斯列傳》可疑處尚多,如二世責李斯之責語有類“督責之書”,二世殺諸公子一事與《秦始皇本紀》之記載沖突。此外,在各個事件中二世與李斯都表現出了駁雜而沖突思想傾向,或亦爲竄亂之痕迹。

[96] 吕思勉:《秦漢史》第三章《秦汉兴亡》,第36頁。

[97] 摘自《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2553-25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