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郭沫若
郭沫若是中国20世紀學術文化史上一位兼文學家、曆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社會活動家于一身的傑出人物。他博古通今，領域縱橫，精通日、德、英等多種文字，著譯浩繁，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人，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周恩來曾將他與魯迅並稱??——“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于四川省嘉定府樂山縣觀峨鄉沙灣鎮一個地主兼營商業的家庭，乳名文豹，取“豹子投胎”之意，學名開貞，號尚武。1916年他以故鄉的兩條河沫水和若水的頭一個字取名沫若。後來，創作發表新詩時即以此爲筆名。
郭沫若的童年在美麗的家鄉度過。他的家背靠峨眉山第二峰??綏山，面向波濤滾滾的大渡河，清徹的茶溪從峨眉山余脈緩緩流來，一切的遊魚細石都曆曆在目。當地人以“綏山毓秀，沫水锺靈”來贊美這一方山水。在這宛如畫屏、絢麗多姿的環境中，郭沫若産生了最初的藝術感覺，孕育了才情和詩意。
童年的郭沫若已经表现出不寻常的记忆力，4歲半開始在家塾“綏山山館”讀書。在塾師沈煥章先生的嚴格要求下白天讀經，晚上讀詩，同時也接觸了一些新學知識。蒙學時期受到的教育，對他的藝術觀的形成、對他的詩歌創作，甚至對他的文化理念的形成，都産生了深遠影響。1906年，郭沫若離開了沙灣，先後到樂山和成都讀書，完成了小學、中學的學業。
1912年正月十五上元節，奉父母之命，與一個沒有讀過書的舊式女子張瓊華草草完婚。這場不幸的婚姻堅定了郭沫若遠離故鄉的決心。
帶著自由奮飛的強烈願望，1914年，在大哥郭開文的資助下，郭沫若去日本留學。初到日本時，他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選擇了學醫。他相繼進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岡山第六高等學校學習，後考入福岡的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經過十年艱苦的歲月，獲得醫學學士學位。其間，在1916年8月，與東京聖路迦醫院的一位護士佐藤富子相遇，相愛，並爲其取名安娜。年底，赴東京接安娜到岡山同居。
在日本学医过程中，郭沫若通过德语、英语课，接触了大量德国、英美和印度的文学作品以及西方哲学著作，特别是泰戈尔、海涅、歌德的作品唤醒了他长久被压抑的人性和沉睡着的诗情。他已经不满足于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而要借文学来表达心声了。西方启蒙主义时期以来的科学民主思想，尤其是斯宾诺沙的泛神论，给了他一种理性的启发，他开始认真地考虑一些社会人文方面的问题。当读到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时，他更是深深地被作品中的激情所感染，他长期压抑在心的火一样的激情找到了喷火的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写诗的愿望。
1919年9月11日郭沫若第一次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發表了詩作《抱和兒浴博多灣中》。當時主編宗白華已看出郭沫若是“一個東方未來的詩人”，鼓勵他常投稿，“一有新作，就請寄來”。1919年冬至1920年，郭沫若在《學燈》上連續發表詩作，這是他詩歌的“爆發期”，他後來回憶這一時期的情景，“我幾乎每天都在詩的陶醉裏，每每有詩的發作襲來就好象生了熱病一樣，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筆來戰顫著有時候寫不成字。我曾說過：‘詩是寫出來的，不是做出來的。’便是當時的實感。”這些詩後結集爲《女神》，1921年8月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
《女神》的出版在我國新詩史上矗立起第一塊豐碑，它標志著現代詩歌有了成熟的作品。它以毀壞舊中國，催生新世界的破壞和創造的精神體現了“五四”的時代之聲，以自由體的形式，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和藝術上的獨創性影響了一代作家。
1921年郭沫若與成仿吾、郁達夫、田漢、張資平等人組織了文學社團創造社。相繼創辦了《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等刊物。創造社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文學社團之一，它的文學活動代表著新文學浪漫主義的黎明期。
《女神》之后，郭沫若的诗兴不减。192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詩集《星空》。此後，又先後出版了《瓶》、《前茅》、《恢複》等多部詩集，數量是相當可觀的。因爲這些作品，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他首先以詩人著稱。正像他自己所說的：“我自幼便嗜好文學，所以我便借文學來鳴我的存在，在文學中更借了詩歌這支蘆笛。”
在寫詩的同時，郭沫若開始接觸、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熱情關注著國內的社會革命。1926年3月，他赴廣州應邀就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其間，結識了一批中國共産黨的早期領導人。7月，郭沫若投筆從戎，隨國民革命軍北伐，曆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副主任。在1927年“四·一二”事變前夕，撰寫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揭露了蔣介石“背叛國家，背叛民衆，背叛革命”的行徑。郭沫若因此受到通緝，隨即參加南昌起義，途中加入中國共産黨。1928年2月被迫流亡日本。
从1928年3月到1937年7月，郭沫若一直居留在日本千葉縣市川市的須和田，從事學術研究。出于“對未來社會的待望”，他深入研究了中國古代社會，完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該書用科學的鑰匙，在《周易》這座神秘的殿堂裏，破解了古代的漁獵、牧畜、交通耕種、貿易等生産活動，考察了與之相關的家族關系、政治組織等社會結構；又從《詩》、《書》等典籍中，透視出從堯舜到商周時代的社會形態，是如何從母系氏族社會向奴隸制社會轉變的。這部書成爲繼李大钊將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史學領域之後，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曆史發展的拓荒之作，郭沫若也因此成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開創者。
与此同时，郭沫若集中精力研究甲骨文、金文。自1928年殷墟開始科學發掘，至1937年中止，他相繼撰寫、編纂了《甲骨文字研究》、《蔔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古代銘刻彙考》、《殷契粹編》等十余部著作，以地下出土實物爲出發點，來認識古代社會的真情實況，論證了殷商時代的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這些研究，創造性地把古文字、古器物研究與古代社會研究結合起來，開創了唯物史觀曆史學研究的新路徑，確立了認識甲骨文、認識兩周青銅器的科學系統，在古文字學和考古學領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
甲骨文研究，如《卜辞通纂》一书，通过传世的甲骨精品，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類編排。不僅把甲骨蔔辭各項內容的內在聯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爲初涉這一領域指明了入門的路徑。在科學利用蔔辭方面，斷片綴合和殘辭互足是其重大創獲。“斷片綴合”，是將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殘破、分散的甲骨片經過綴合而基本恢複原貌，使片斷記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蔔，記錄同一事的殘損嚴重的蔔辭可以相互補足，成爲較比完整的史料，即所謂“殘辭互足”。
在金文研究方面，《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及增订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改变了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治学传统，理出了科学划分两周青铜器的历史时期和地域分布的方法。书中颇有创获的做法是，严格选定“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标准器”，再以标准器为中心，推证其它器物。所谓“标准器”，是指铭文中有周王名号或著名人物、事迹的铜器。以花紋、形式作为考定器物时代的重要手段，对于无铭文的器物，则是考订时代的唯一线索。其“彝器形象学”概括了不同时期器物形制、纹饰的主要特征，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这一学术体系，为中外学术界所接受和沿用，体现出郭沫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完美结合。
流亡期间，郭沫若还撰写了大量回忆录和自传体文章：《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初出夔门》、《创造十年》、《北伐途次》等，通过自己的传记使人们从中“看出一个时代”。同时，他还创作了一组历史题材的小说：《孔夫子吃饭》、《秦始皇将死》、《司马迁发愤》等。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郭沫若別婦抛雛，毅然回到上海，投身于抗戰的滾滾洪波之中。1938年1月，他與《救亡日報》社成員于立群結合，開始了長達40年的共同生活，隨即從廣州輾轉到武漢。4月，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後任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在抗戰文化宣傳和統一戰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从1941年1月到1943年4月，郭沫若先後創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六部曆史劇。繼《女神》之後，達到了他創作生涯的又一次輝煌。這些曆史劇作，既強烈地表達出時代的憤怒、民族的呼聲，也顯示出鮮明的創作風格和藝術魅力。尤其是《屈原》，再現了兩千多年前的這位愛國詩人獨立不移，光明磊落的品格。屈原要把“這包含著一切罪惡的黑暗燒毀”，要把“這比鐵還堅固的黑暗”劈開，要“和著那茫茫的大海，一同跳進那沒有邊際的沒有限制的自由裏去”。這種對黑暗和邪惡的詛咒，對自由、光明的向往之歌強烈地沖擊著人們的心靈。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都達到了現代文學史上曆史劇創作的最高峰，是現代文學史上曆史劇創作的經典。
这一时期，在历史研究方面，郭沫若又有“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问世，在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中，尽可能搜集材料，先寻出某种学说所发生的社会基础，再考察学说与学说彼此间的关系和影响，以及学说对于社会进展的顺与逆。实践这一研究方法，使其关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的研究形成一个比较独特的系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郭沫若從事繁忙的國務活動和社會活動，先後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等職。爲中國共産黨第九屆、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間，郭沫若任世界保衛和平理事會副主席，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主席。在許多國家尚未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情況下，開展民間外交，努力爲中國爭取一個和平建設的國際環境。他數十次帶團出訪，奔走于亞非歐美，爲擴大中國在世界和平運動中的影響和地位，爲中國的外交發展，做了許多切實而有成效的工作。“文革”期間，他協助周恩來總理從事外事工作，爲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做出貢獻。
建国后，郭沫若在史学研究方面仍有许多建树。他花费两年时间完成《管子集校》，篇幅为130余萬字。搜集各種宋明版本，盡可能詳細地收錄古今學者之說，校釋辨僞，成爲學術界公認的新中國古籍整理史上裏程碑式的作品。他主編了《甲骨文合集》、《中國史稿》，發表了許多文物考古和論曆史人物的論文。學術著作《奴隸制時代》，重在研究中國奴隸制時代和封建時代的分期問題，確立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戰國分期學說。《李白與杜甫》因“揚李抑杜”的傾向而引起議論。但其以詩證史，由詩入史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借鑒的。
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是郭沫若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新收获。这两部作品较之1940年代的作品更加注重史料考證、曆史研究與文學創作的關系，並且充分體現了郭沫若愛做翻案文章的特點，公演後轟動一時。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先后出版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东风集》等诗集，另有诗歌选集《骆驼集》、《沫若诗词选》等。这些诗题材广泛，涉及国内、国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习俗等很多方面。诗歌形式也包涵了自由体、民歌体、新格律诗等多种形式，以及相当数量的旧体诗词。
郭沫若不僅是一位作家、學者，還是一位出色的外國文學翻譯者。他認爲，在歐美各國科學文化已經相當發達的20世紀，要恢複我國固有的創造精神，就應該抛棄封閉的、保守的禁锢，把“窗戶打開”，“收納些溫暖的陽光進來”。從20年代到70年代，50多年間，郭沫若出版了近五百萬字的譯著。就時間而言，貫穿他文化活動的全過程；就地域而言，涉及亞洲、歐洲、北美洲，包括波斯、印度、日本、英國、德國、俄國、美國等十幾個國家的名家名著。其中有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有文藝論著，有自然科學史著作，最多的則是文學作品。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施托姆的《茵夢湖》、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辛克萊的《屠場》等譯作在讀者中産生了廣泛影響。
郭沫若还是一位书法家。1960年代，他的書法藝術臻于成熟，以其深厚的功力和獨特的風格而被稱爲郭體。“故宮博物院”、“中國銀行”、“北海公園”、“中山公園”、“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等大量匾額都出自他的手筆。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已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包括文学编20卷、曆史編8卷、考古編10卷。尚待出版的有500多萬字的譯著及佚文。其著作被譯爲日文、俄文、英文等多種文字。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