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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達

发布日期:2015-03-06 原文刊于:

 

 

向達小传

 

 

向達(1900-1966),字覺明,亦作覺民。筆名方回、佛陀耶舍(即覺明的對應梵語)。現代著名的考古學家、曆史學家,以研究中西交通史(中古和明清時期)和敦煌學而聞名于世。

1900219,向達出生于湖南溆浦县。1911年入小學,畢業後考入長沙明德中學,1917年畢業。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理化部,學習化學,一年後,轉入文史部。1924畢業。在大學讀書期間,他是學校史地學會的主要領導人。

大學畢業的當年的夏天,考入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英文見習編輯。起初在百科全書委員會譯百科全書稿。後調至史地部審查校對史地書稿。他的翻譯工作,大致分爲三個方面。一是關于外國史地方面的內容,二是有關中國印刷術的研究,三是關于中西交通史的內容。這幾年的翻譯工作爲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

1925年發表《龜茲蘇祗婆琵琶七調考原》,討論的是蘇祗婆琵琶七調與印度北宗音樂的關系;1929年發表《論唐代佛曲》,認爲佛曲源于蘇祗婆瑟琶七調,而敦煌發現的所謂俗文學的材料,並非羅振玉所命名的“佛曲”。此文對敦煌文書中唐代俗文學的認定意義重大。而在1928年發表的《唐代刊書考》中,已大量利用了敦煌文書。可見,他在中西交通的大背景下,利用新發現的敦煌文書,研究文化交流的學術取向,在這個時期已經確立。

1929年的《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地理書輯佚》(第一輯)和1930年的《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都側重于資料的收集;論著則是《論龜茲白姓》。這一時期他發表的書評或譯介,圍繞的都是西域南海的史地。這標志著他已將西域史確定爲自己最重要的一個研究對象。

元明清時期的中西交通,也引起了他的關注,特別是明清時期的來華傳教士的情況,更成爲他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先後發表了《關于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元代馬可孛羅諸外國人所見之杭州》、《湯若望進呈圖象殘存考》、《十三洋行行名考》、《書熊三拔〈泰西水法〉後》、《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方之影響》等。

总之,他研究的内容、研究的方法、使用的材料,都与他大学就读的南高师和东南大学的学术氛围不大相同。他是用新材料、用专题论文的方式来研究新问题的。可以说,他一生學術研究取向的奠基时期,是在他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五年间。

1930 年秋,北平图书馆新馆建立,经赵万里介绍,向達出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编纂,参加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敦煌文书。1931-1932年,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56號和62號,他以“敦煌叢抄”爲名,公布了一些北平圖書館所藏的敦煌文書,主要是變文和氏族志,其中又以變文居多。這是他此前《論唐代佛曲》的關于唐代俗文學研究的繼續。

北圖工作期間,他撰寫和翻譯的一系列著作,幾乎都屬于中西交通史的範圍。如《徐光啓逝世三百周年紀念》、《跋明陳誠〈西域行程記〉及李暹〈西域番國志〉》、《佛遊天竺記考釋》,書評《評黃文弼近著高昌三種》、《我的探險生活》(斯文赫定著)等。這些成績,無一不是沿著他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期所確定的研究方向的繼續前行、不斷探索的結果。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他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發表了奠定其“敦煌學”學術地位的《唐代俗講考》,編寫了《中西交通史》,翻譯了《斯坦因西域考古記》。這四種著作,標志著他在以西域史地爲中心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的成熟,而《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空間雖在長安,所述內容卻是西域的文化,可以說是“西域文明在長安”。此文對學界産生了廣泛的影響。他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他研究所涉及的面,似乎仍爲今天研究西域與中原的文化交流所承用。此文奠定了他在西域史地研究方面的學術地位。

1934年,他兼任北京大學講師,講授“明清之際西學東漸史”等課程,標志著他在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已漸得到學術界的承認。

193512月,向達作为北平图书馆与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交换馆员,赴欧洲工作。这又可分作三个小阶段。193512月至19367月,他是牛津大學圖書館的臨時館員,主要工作是編該館所藏中文書的目錄。19367月至193712月,他在英國博物館研究、抄錄英藏敦煌寫本。193712月至19388月,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研究、抄录法藏敦煌文书和天主教文獻;其间的193712月至19381月曾至德國柏林等處調查、研究新疆文物。

他在歐洲閱讀和抄錄的史料主要有三類,一是敦煌文書,二是太平天國的資料(成爲日後金毓黻主持編集《太平天國史料》的重要組成部分),三是明清之際來華的耶稣會士的資料。同時,也爲國內學界同仁抄錄了相關材料,比如,曾受顧颉剛之托,拍攝了敦煌文書中有關《尚書》的照片。同時,還爲北平圖書館和清華大學拍攝了敦煌卷子的照片。

19388月,向達离开法国,取道香港、越南,经昆明、贵阳,也回到了溆浦老家,与妻儿团聚。19393月,經張其昀的介紹,他攜妻將子,前往浙大(在廣西宜山)史地系任教授。半年後,轉就北京大學之聘,于是在1939年秋又到了昆明,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中西交通史”导师,指导研究生;同时,还兼任西南联合大学曆史系的教授,讲授中西交通史,直至抗战胜利复员回北平。

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學術活動,是1942-1943年、1944年两次赴西北进行的学术考察。这两次西北考察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巩固了向達在西北史地和敦煌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地位。特别是通过实地考察,与文獻资料相结合,对石窟寺进行的研究,对推动日后中国的石窟寺考古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而他对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所作的详细记录,价值极高。

抗战胜利以后,向達复员到了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政治腐败极为不满,爲爭取北大教授的最低保障,在停教宣言上簽字;他是《保障人權宣言》的十三位教授發起者之一。因此,被視爲“進教授”、“民主教授”。

19477月至19487月,向達休假一年。其间,他就任南京中央博物馆专门委员,兼任中央大学曆史系教授。19482月,曾代表中央博物館至台灣籌備展覽。

北平被解放军围困时,北大由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三人组织维持小组;向達受命以曆史系教授兼任北大圖書館館長的職務,直至北平解放。

1949年,他被提名爲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1年,他參加了第一次赴朝慰問團。1954年,當選爲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5年被提名爲第二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在學術方面,19497月,他是新史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並參加了籌備會。1951年中國史學會在北京正式成立,他是理事,並任秘書長。19545月,兼任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第一副所長。同年6月,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學部委員。1957年,因民族識別中,主張土家族爲單獨一個少數民族,被劃爲右派。

向達划为右派后,直到文革爆发,他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整理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工作上,先后整理出版了《西洋番国志》、《两种海道针经》、《郑和航海图》等。1966年初,他草擬了《自明初至解放前(Cir,1405-1948)中國與非洲交通史料選輯說明》。然而很快,便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爆發後,他先是被一再批鬥,隨後又隨同其他被批鬥的人一同到了昌平,11月因病重返回,不久即于19661130病逝。

 

                                                 (孟彦弘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