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宋元碑刻研究價值
发布日期：2019-03-29 原文刊于：中國社會科學網
吳楠
3月16—17日，12—14世纪江南史研究的新探索学术工作坊暨第十九次江浙沪宋史青年学者沙龙在南京举行。来自国内十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余位学者参会，围绕会议主题“碑刻·文书与地域”展开深入研讨。
宋元碑刻研究熱度提升
“中国古代史研究对于新史料的发掘非常重视，而新发现的碑刻和文书均属于新史料的范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晓春告诉记者，传统金石学对唐以前的碑刻尤为重视，但由于宋元之后的传世文獻较多，所以对宋元之后的碑刻关注度不高。但近年来，宋元时期的碑刻材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国家社科基金中有关碑志的立项数目持续增长，宋人墓志数据库也在建设之中，不少学者利用此类资料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
碑刻所载历史可以与历史文獻记载互证互补，不仅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找到很好的切入点，也为法律史等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李雪梅表示，较之甲骨、简牍、纸本文獻，碑志是更为经典的本土性史料。石刻文獻兼具传世和出土、官方和民间、实体和程序等特色，且有自宋代金石学研究的千余年积累，使石刻文獻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中国传统法制文明的传承基因，很可能就隐藏在碑石之中。
墓志是碑刻史料中广受关注的史料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李伟国表示，宋代墓志铭类文獻是中国古代文獻和艺术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填补传世文獻的空白。与纯文本资料相比，其所能提供的历史信息是立体的、多方面的。首先，墓志铭实物中的文本，绝大多数具有原始性，石刻完成以后，可能得以随其他载体流传，也可能从此成为孤本，因而具有特殊的价值。其次，墓志类原始文本相对于同一传世文本来说，具有无可争议的准确性，而根据刻石文字流传的文本，随着时间的流逝，几经翻刻、改动，难免发生差错。再次，石刻文本的行款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具有同类书面文獻所不具备的研究价值。
確立“碑本”的主體史料地位
談及利用碑刻從事相關研究需要注意的問題時，楊曉春表示，隨著碑刻研究關注度的提升，希望宋元時期的碑刻史料能得到更多的發掘、公布和整理，更希望相關學者不僅就碑刻而研究碑刻，更要將具體的碑刻史料跟重要的研究話題結合起來，利用碑刻史料開展區域史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吴铮强认为，可以利用墓志文獻研究宋代地方社会的形态。地方的墓志书写是科举官僚与地方士人、业儒富户建立社会关系的产物，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地方的传播。这是一个发生在相当复杂的社会网络中的过程，其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开展研究。
但在李伟国看来，墓志类文獻本身具有局限性，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需要有所甄别，在利用其进行研究时也需要予以注意。
李雪梅關注碑刻與公文相結合而産生的公文碑。她提出，公文碑既是傳統史料，也是新鮮史料。說它傳統，是因爲曆代金石志都有大量記載，傳世碑刻數量較多；說它新鮮，是因爲曆來系統整理研究者不多，偶見的個案研究，尚未充分揭示出這批史料的價值。
近年来，李雪梅的学术团队一直在从事公文碑的整理研究，针对公文碑规范定名，碑石上公文的累刻、复刻现象，宋代敕牒碑、金代敕牒碑、宋金元公据碑等专题公文碑的整理集释，做了大量工作。在调查研究中，她愈发觉得，研究关键点是以第一手资料——碑石本身或拓片为主，確立“碑本”的主體史料地位。
李雪梅表示，理想的研究方式是對公文原件與碑石這兩種一手史料進行比較研究，但難度極大。退而求其次，以一手“碑本”爲基礎史料，在當下是可行的，值得大力提倡。因此，對法律碑刻尤其是公文碑的整理研究，僅在書齋中是無法完成的，需要花大量時間去訪查碑石，了解碑石的真實全貌。碑石文字是一種靜態的史料記載，但立碑紀事卻是一種動態的制度創設過程，故碑石的格式體例、刻立地點，印章、標朱，碑陽、碑陰文字的關系，均是碑石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
會議由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共同主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