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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的職官制度

发布日期:2020-10-09 原文刊于: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国社会科学报
魏淑霞

职官制度研究属政治制度史范畴,其与年代学、目录学、地理学同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四把钥匙,是重要的基础性课题。中国历代的职官制度都是在承袭前朝官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贯穿一代政权的始终,西夏亦不例外,西夏的職官制度是中国制度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夏在立国近200年的历史中,其职官制度在承袭中原职官制度、借鉴周边其他民族政权职官制度文化的同时,又彰显了自我特色。在我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持续深入推进的过程中,随着更多的西夏文文书史料的释读,从官僚政治制度的视角入手,结合西夏文、汉文史料把西夏职官制度纳入整个中国职官制度发展嬗变的历史空间中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研究,在展现西夏職官制度概貌的过程中探讨其特点及在多大程度上承袭了中原职官制度;梳理西夏职官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探求西夏与周边各民族政权间的制度文化的交融状况;体察西夏法律政令文本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这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深层分析,更好地从制度文化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形成。另一方面,也可对推动我国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弘扬传统文化有所裨益,为我们今天的人事管理制度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西夏職官制度概貌

  西夏的職官制度形成于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发展的成熟期,总体上在承袭中原传统职官制度的同时又彰显民族特色,是我国古代职官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内容上讲,西夏的職官制度较为完备,职官制度应有的内容皆有之,西夏职官、司职机构的设置仿唐、宋之制,也实行职、官分离制。

  西夏官吏的培養經曆了由初期的蕃學教育到中後期的以儒學教育爲主導的過程。選敘官吏的過程中既吸取了唐、宋科舉制,又保留了本民族的世襲制,同時還存在著恩蔭、征辟選人法,保證了西夏在最大程度上對人才的選用和對社會不同群體利益的平衡。

  西夏的監察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西夏對官吏的監察系統可分爲中央與地方兩級制,中央監察分爲禦史台和谏官,兩者各有分工,又互相配合,發揮了對官吏的監察作用。地方有刺史、經略使、轉運使、通判、巡檢、檢視人等,以實現對不同級別官吏的監督,共同構成西夏監察系統。

  西夏的宰相任職人員民族成分多元化,宰相手握重權,與同時期的宋朝有所不同,這可能是受同時期吐蕃、回鹘統治模式的影響。另外,西夏宰相的政治功用多體現在武功方面,而在文治方面略顯不足,這與西夏是一個少數民族割據政權不無關系。

  西夏官吏酬勞制度中的官品、官階制體現了中原傳統官制文化對西夏職官制度的影響,西夏的官品、官階、封爵、俸祿制度在運作過程中所衍生的官吏的法律特權、待遇與禮遇等,體現了官品與官階的功用是明顯和直接的。西夏官吏的封爵大致可分爲王、公、侯、伯,至少有4級10等,且爵級與官品一體化,體現了西夏官品制在政治運轉中的功用性。西夏官吏並非都有俸祿,官俸依職而非依官品定。

  致仕是職官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西夏因位得官的人在致仕後,離職不離官,官僚身份不變,仍享受與普通百姓不一樣的待遇,尤其是有法律特權。西夏的官吏作爲一個特殊的政治群體,在享有特權的同時,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與義務。

  部族首領是維系西夏政權與基層部族間關系的橋梁,首領制被納入職官管理體系當中,只不過這一過程是緩慢的、漸進的,這是遊牧民族舊有體制與中原政治制度相碰撞與調適的結果,是西夏職官制度中的一大特色。

  漢人儒士已成爲西夏官僚集團中的一個重要群體,從中央到地方都有漢人儒士參政。這些儒士受傳統儒學教育,熟知中原政治、文化,他們在少數民族政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傳播漢文化、出謀劃策、幫助少數民族建設官僚集權政治統治模式。漢族士人與西夏合作的逐步深入不僅使胡漢關系由沖突走向融合,同時也對西夏政權的漢化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

  西夏是否設有兩套官制是學界長期爭論的老問題,無論是從史料記載看,還是從西夏設蕃、漢兩套官制應具備的基本條件看,說西夏設有蕃、漢兩套官制都太過牽強,從始至終,西夏只有一套官制,而蕃官名號的出現只是階段性的政治外交的産物。

  官服作爲王朝禮制的內容之一,體現了禮制之等級性特點,西夏的官服從顔色上總體可分爲黃、紫、绯、青綠,黃色爲西夏皇帝專用色,衣服中的紫、绯、冠、帶等也是用以劃分官員等級的標志,使西夏的官服也呈現出了“等級分類”的特點,但它是如何與西夏官員的品級位階相對應的,還有待更多的史料的發掘提供佐證。西夏皇帝冠服前後發生了較大變化,表現出在受中原服飾影響而發生變化的同時也保留了本民族服飾特點。

  西夏崇信佛教,佛教僧侶與信教群體龐大,出于社會現實管理和統治的需要,西夏有完善的僧官體系,與世俗職官體系相輔,是西夏職官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

  西夏職官制度的曆史變遷及影響因素

  從曆史發展的空間視角看,西夏官制經曆了從無到有,再到完善的曆史變遷過程。不同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生態地理環境的變化、政治生態環境、民族關系、經濟因素、文化習俗、宗教信仰等都是促進西夏職官制度的産生、發展變遷和完善的重要因素。西夏職官制度是融漢、吐蕃、回鹘、黨項羌等各民族文化爲一體的制度文化,是曆史上民族文化融合的曆史縮影。

  內遷前的黨項羌族居住在高寒地帶,逐水草遷徙,無文字,只有部族首領,無方職。內遷後,到氣候溫和的農牧交錯地帶,其生存環境得以改變,與漢族雜居,受中原王朝羁縻冊封和統治,較大部族的首領被中原王朝授以刺史、節度使等職。在中原政治文明的滲透影響下,夏州漸有職官設置,從繼遷“曲延儒士,潛設官邸,全異羌風……”到德明建館舍,以迎送宋使,禮儀中節,漸有華風。“大辇方輿,鹵簿儀衛,一如中國帝制。”這些史料記載都反映了夏州割據政權在政治建制方面的成長,也反映了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對促進民族成長所起的不可忽視的建設性作用。

  元昊立國,在糅合本民族舊俗與中原政治文明的基礎上,開創真正意義上的西夏職官制。此後的諒祚、秉常、乾順、仁孝等幾代君主在西夏政權發展的過程中更是以虛懷若谷的態度廣泛吸納中原及周邊各政權的政治文明,不斷完善西夏職官制度。中原政治文明中的以儒家理論爲主導的職官制度對西夏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但同時,西夏也吸收了周邊其他民族和政權的官制文化,西夏的宰相制、基層職官的設置、僧官制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周邊回鹘、吐蕃官制的影響。可以說,民族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對于促進一個民族及其政權的成長起了決定性作用,黨項羌族及西夏政權就是在不斷的民族交流中得以成長的。

  除卻民族關系、民族文化交流,政治鬥爭、文化習俗及宗教信仰等也對西夏官制産生了重要影響。西夏曆史上出現過四次宰相專權,伴隨著後黨與皇權的鬥爭、蕃漢兩種文化與統治方式的鬥爭,極其複雜,沒藏氏、梁氏專權時期實行“去漢存蕃”政策,在政治上沒有太多建樹,反而抑制了西夏官制的發展,而宰相專權、窮兵黩武,一方面給西夏帶來了發展的困境,另一方面也促進了西夏軍事管理機構的改革與發展,西夏軍權的分割管理就與此有關。

  西夏職官制度的特點

  西夏職官制度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了自身特點,選擇性地承襲中原職官制度,將中原職官制度與黨項羌族舊有的官制相糅合,並借鑒了周邊回鹘、吐蕃等其他民族政權職官制度的經驗,但呈現出中原官制文化的主導作用;西夏參政群體多元化,重用外族人士,在西夏政治生活中,黨項部族、漢人儒士、佛教僧侶等不同政治群體以不同的文化背景發揮各自的優長作用,對西夏的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西夏成功地利用了宗教的影響力,設置僧官,形成了關于僧侶官吏培養、選用、考核等的獨特管理體系,成爲其官制中的重要特色之一;通過對西夏職官、機構名號的輯錄與考釋,可以看出西夏職官制度日趨細化、完備的變化軌迹,政治中不同政治群體共存、共融的現象。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夏職官制度研究”負責人、甯夏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