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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大宋史”

发布日期:2020-10-09 原文刊于: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国社会科学报
李華瑞

近年來,宋史學界爲了擴大研究視野,在多種場合提出“大宋史”研究,引起了不少遼西夏金史學工作者的注意。衆所周知,從明代以來,漢族舊史家不滿元朝以“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爲編纂宗旨給遼、宋、金各修一部正史的做法,掀起了重修《宋史》的熱潮,欲將遼金史附于宋史之下。譬如柯維骐《宋史新編》將《宋史》和《遼史》《金史》合爲一書,“尊宋爲正統”“遼、金附之”。民國時期,面對西學東漸的沖擊,王國維、陳寅恪、錢穆、蒙文通等一批國學大師尤重宋代文化。也有學者如金毓黻提出研究宋遼金史應當“以宋爲主,遼金爲從”。但是,這種傳統觀念和主張與21世紀以來的“大宋史”提法不可相提並論。可是某些遼金史學者不明就裏,抱著陳舊的觀念,武斷地聲稱“‘大宋史’是將遼金史納入宋史,將遼金史研究變成宋史研究的附庸,破壞遼金史研究的正常發展”,“‘大宋史’是不能成立的”,甚至說“‘大宋史’就是一股逆流”。(景愛:《“大宋史”之說不可取》,《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5月3日第4版;《遼金史研究中的“大宋史”》,《理論觀察》2017年第7期)而且特別強調了是“新世紀以來”,顯然將矛頭對准了現今的宋史學界。我們不知道,這種武斷說法有什麽事實根據?對此必須予以正名。

  何謂“大宋史”

  首先,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內史學界就根本不存在從傳統史學正統觀的角度來講大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提倡民族團結、民族平等,大漢族主義受到了比較徹底的清算,反映在史學著述上,少數民族的曆史得到了應有的尊重。翻開新中國成立以來撰寫的所有中國通史,哪一部在講到10世紀到13世紀或14世紀的曆史,不是以“宋遼金時期”“宋遼金元時期”或者“五代遼宋金夏時期”並稱呢?何曾用過“大宋史”,何曾將遼金史作爲宋史的附屬?如果說有用“大宋史”爲書名的,也是沿用宋人自封“大宋”,亦如遼人自封“大遼”、金人自封“大金”而來,並未將遼金史作爲“大宋史”的附屬來講。

  其次,作爲近代以來的中國宋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鄧廣銘生前多次告誡宋史研究者要研究“大宋史”。但是,鄧廣銘所說的“大宋史”,與某些遼金史學者所理解的“大宋史”,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鄧廣銘是宋史學界最早將10世紀至13世紀曆史視作繼魏晉南北朝之後又一個南北朝時期的曆史學家。據筆者所知,20世紀80年代後期編纂《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曆史》時,作爲主編的鄧廣銘專門提出要改變過去“宋遼金”的說法,而應以朝代出現先後爲序改稱“遼宋西夏金”。因此,1988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曆史》才有《遼宋西夏金史》分冊。這個觀念一直被中國宋史學界所繼承。21世紀以來,由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組織、漆俠主編的大型斷代通史,仍然以《遼宋西夏金代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爲名,並約請了多位遼西夏金史研究者參與編纂。

  此外,鄧廣銘提倡的“大宋史”研究是一種大視野的曆史研究理念。1990年8月,鄧廣銘在北京召開的“國際宋史研討會”上致辭說:“宋代文化發展所達到的高度,在從十世紀後半期到十三世紀中葉這一曆史時期內,是居于全世界的領先地位的,爲求能夠全面地、正確地、深入透徹地予以剖析、說明,並作出公正的評價,這就需要運用多種視角、多種尺度、多種思想方法和思考方式來進行研究,進行觀察,進行探索,進行衡量,才庶幾可以做到……所以,我們不只希望海峽兩岸的中國學者,有日益衆多的人投身于宋史(更正確地說,應是指遼、宋、夏、金史,以及十至十三世紀的中國史)的研究。”漆俠生前也不止一次在課堂強調“只學曆史,學不好曆史,只研究宋史,研究不好宋史”,其精神實質與鄧廣銘的“大宋史”一脈相承。

  2012年,笔者在“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学术总结时,就秉承邓广铭和漆侠的旨意说:“很多年前,邓广铭先生倡导研究‘大宋史’,我个人理解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学科间、专门史间、断代史间的整合研究,形成大的视野,全面完整地认识10—13世纪中国的历史文化”;“第二层含义我个人的理解是研究者应具备纵向兼通唐史和元史,横向宋遼西夏金史要互通的治史素养,眼界才能开阔,问题讨论才能深入,见识才能高远”。

  一言以蔽之,“大宋史”指的是宋史學者在討論宋史問題時,旨在強調與當時前後並存的遼、西夏、金各王朝之間的聯系與影響,而不是局限于趙宋王朝。試問,這樣的“大宋史”研究何來是“一種逆流”?!

  遼宋西夏金史研究分立格局

  10世紀至13世紀是中華民族和疆界形成的重要階段,但是縱覽20世紀以來的中國古代史中的各斷代史研究,如10世紀至13世紀的斷代研究分成泾渭分明的遼史、宋史、西夏史、金史以及其他地區史研究的格局實屬僅見。造成這種分立格局的原因,大致有四點。

  其一,遼、宋、金在當時是勢力大致相當、各自獨立的政權,這種對峙與魏晉南北朝的分裂不盡相同,加之元朝給遼宋金各以正統,人爲地形成不盡相同的文化傳統和治史體系。

  其二,20世纪初以来,日本和欧美学界不约而同地将辽金史和宋史分作两个系统,即所谓的中国本土汉族历史,如日本的“唐宋变革论”,和中国本土之外属北亚的异族历史,如征服王朝论。这种划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剑桥中国史》将10世纪至14世纪的历史分成《剑桥中国辽夏金元史》和《剑桥中国宋代史》。这种划分对国内青年学子的影响越来越大,值得注意。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夏史虽然仅被元朝史臣附传于《辽史》《宋史》《金史》后,但由于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黑水城攫走一大批出土文獻(以西夏文獻为主),解读西夏文字和文獻一时成为国际显学,沙畹、伯希和、斯坦因等汉学家以及俄国、日本西夏学者都参与其中。所以西夏学在20世纪一跃而成为与辽金史、宋史并驾齐驱的研究领域。

  其三,遼宋金西夏史學科壁壘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的。在此之前的老一輩宋史、遼金史學者大多可以互兼三史,但是到80年代以後互兼的學者已是鳳毛麟角。這主要是因爲大學教育體制中的學科越分越細,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博士學位授權點審批權下放到高校和地方,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的各高校博士點,培養研究生的方式多是沿著第一、二代創點學者擅長的斷代史方向發展並形成特色。第三代學者開始培養博士生後,遼宋金西夏史分立的格局愈益得到強化。

  其四,隨著博士論文的撰寫日漸成爲遼宋金西夏史研究培養薪火相傳者的主要途徑,細碎化和格局日漸狹小的研究傾向愈益明顯。有關細碎化或者說碎片化的問題,近十多年來,有數家雜志曾開專欄討論,形成了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反對史學研究碎片化,認爲它使曆史研究支離破碎,見木不見林,缺少宏大敘事有害于對曆史規律的探索;另一種意見認爲曆史證據是無數碎片積累起來的,甚至更極端地認爲只有碎片或細節,才是戳穿掩蓋曆史真相的層層謊言最有效的利器,所以強調積累“碎片”的重要性。其實仔細考量會發現這兩種觀點強調了史學研究的兩個面相,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而且它們針對的對象是較爲成熟的曆史研究者。而筆者所強調的是,初入史學門徑的碩士博士生,在沒有閱讀適量的曆史材料和對本學科的發展一知半解的前提條件下,徑直使用數據庫檢索,徑直進入研究預設的問題的培養模式並不妥當。長此以往,絕大多數博士論文很少觀照本斷代史之外的問題,因而治史格局日漸狹小,這是遼宋金西夏史分立格局強化的另一種表現。

  打破畛域 融会贯通

  抛开民族偏见和正统观念来看辽宋金西夏史研究,不论是研究著述数量还是议题的深入,迄今形成了辽金西夏史研究无法与宋史研究相比的格局。这不是当时谁强谁弱就能决定的,而是由当时各政权文化创造内容多寡决定的,更是由研究历史依据的传世文獻多寡决定的——辽西夏金人著述总和尚不及宋人著述的百分之一,辽金史、西夏史研究应当正视这一点。

  當然鑒于傳統史學長期強調漢族正統觀念,加之現今研究成果和社會重視程度的不對等,使得少數遼夏金史學者較爲敏感而刻意地維護學科的獨立和自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因此而自守畛域,所謂“‘大宋史’爲維護宋朝的正統曆史地位,將遼、金、西夏研究納入宋史研究的範疇之內,這一做法是不可取的”。顯然講這句話的景愛把遼金史看作是自己的一畝三分自留地了。學術乃是公器,如果要完整、全面地認識和書寫10世紀至13世紀的中國曆史,就必須打通遼宋西夏金以及其他政權的曆史,而不是人爲地制造學科、斷代間的壁壘。這是鄧廣銘、漆俠乃至現今宋史學界追求的治史理念。由這一理念出發,遼夏金史研究也應當具有“大遼史”“大金史”的縱向貫通長時段、橫向兼通各斷代的大視野、大格局,打破固守一畝三分自留地的狹隘觀念,庶幾才能讓遼金史研究更上層樓。否則,過分強調遼金史與宋史之間的學科分野,就如王明珂所論:“建立于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北方遊牧民族史,並不能解釋爲何今日滿、蒙等族爲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其強調華夏英雄躍馬長城、驅逐鞑虜之曆史記憶,以及歌頌長城之偉大的曆史論述,更是對于‘現在’缺乏認識與反思。”

  欣喜的是,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刘浦江生前一直在践行邓广铭的治史理念,因而刘浦江和他的弟子们在国内辽金史研究中异军突起,与他们精研宋代文獻分不开。近年来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教授杜建录服膺邓广铭的“大宋史”理念,也提倡“大西夏史”研究。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0月21—22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宋史学术前沿论坛”上,“大宋史”议题不仅得到宋史研究者的热烈讨论,也得到辽金西夏史与会学者的积极响应。

  那麽,如何融會貫通?如果能像前輩學者一樣兼通遼宋金西夏史是最理想的狀態,但是這樣做有相當大的難度。且不說遼金史,單就西夏學現在已是專門學問,做好西夏史需要懂西夏文字、知曉漢藏佛教、了解吐蕃、回鹘、中亞的曆史文化等,所以兼通並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如包偉民在“宋史學術前沿論壇”所言,“所謂‘大宋史’研究,並不是要求每位學者都要同時做宋史、西夏史、遼金史,而是指在從事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研究時,要有一種全局的眼光,要注意各王朝之間的競爭與互動”。斯言甚是。  

  (作者系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