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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對本朝冗官問題的認知

发布日期:2020-10-09 原文刊于: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国社会科学报
賈洪汛、田志光

三冗問題(冗官、冗費、冗兵)貫穿宋朝始終,被視爲宋朝弊病而飽受抨擊。其中,冗官問題對宋朝社會産生了深刻影響,所帶來的不僅是官僚腐敗,而且包括財政不足、國力衰弱等。那麽,對于如此嚴重的問題,宋朝有識之士是否認識到?是否提出過一些有益的建議或者采取實際行動來解決?這種狀況是否得到扭轉?探討宋人對冗官問題的認知,有助于我們理解當時的時代環境,便于對宋朝的冗官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宋初,冗官問題並不嚴重。因政權初建,宋太祖更關心時局穩定,于開寶三年(970)下诏,“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益俸”,要求各地“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而真宗朝之後,冗官現象開始凸顯,逐漸成爲朝野關注的問題,其原因大致有四點。

  第一,恩蔭之濫。唐朝時,恩蔭範圍較小。至宋朝,範圍從親屬擴展到門人、朋友等,蔭補對象不斷增多,數量不斷增加。《宋史·陳良翰傳》載:“成恭皇後受冊,官內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诏減七人。”可見當時恩蔭制度下得官之易,在減少恩蔭人數的前提下,仍有皇後親屬十八人被授官。

  第二,科舉之弊。宋朝科舉制度與前代相比,取士數量大爲增加。《宋史·選舉制志》載:“時取才唯進士、諸科爲最廣”,此外還有貢舉、武舉、詞科、童子舉和宗室應舉等科。宋太宗一朝,僅進士一科取士近萬名。而且,宋朝還專爲那些久試不中的科考之人設“特奏名”。這些科目錄取的官員數量越來越多,冗官現象也隨之産生。

  第三,磨勘之密。磨勘是宋代官員考績升遷的制度。真宗時期,規定文武官職滿三年,給予磨勘遷秩。範仲淹《答手诏條陳十事》載:“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但是,磨勘制度在實際執行中走樣變形,“不限內外,不問勞逸……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丞郎者,曆曆皆是”。一般官員只要在任上沒有過失,大都予以升遷,缺乏優勝劣汰的考核機制。

  第四,致仕之失。致仕制度即官員退休制度。宋代基本沿襲唐七十致仕之制。宋太宗時規定:“朝廷之制,七十致仕。”北宋初期,由于國家政權機構不完善,官員較少,“七十致仕”並未嚴格執行,《宋史·周執羔傳》載:“明年(乾道二年)三月,告老,上谕曰:‘祖宗時,近臣有年踰八十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命卻其章。”可知宋代文臣致仕制度執行得並不嚴格。

  針對冗官問題,宋朝一些有識之士也提出了一系列革除冗官的建議措施。

  首先,範仲淹在《答手诏條陳十事》中提出了“抑僥幸”,即限制恩蔭爲官的途徑和數量。慶曆三年(1043),頒布《任子诏》,要求對蔭補官員進行铨試,只有通過考試的人,才能獲得職務。

  其次,科舉之弊,曆朝都有。對于科舉造成的官員增多現象,範仲淹等人在慶曆新政中嘗試改革科舉制,“先履行而後藝業,先策論而後詩賦”。包拯強烈建議“澄汰冗雜”,要求科舉考試公榜無名的全部免除,改進補阙方法等。

  再者,對于磨勘制度,範仲淹提出了“明黜陟”,要求京朝官只有在差遣任期滿三年之後才能進行磨勘,並重新制定考查政績的條件。王安石也對“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曆任之多少”的現象進行批判,認爲官員應按政績大小升遷。在官員致仕方面,歐陽修建議對“年老昬昧、視聽不明、行步艱澀”的爲官者,堅決令其致仕。

  最後,面對越來越龐大的官僚隊伍導致的冗費增加、機構臃腫等問題,一些臣僚多次上書陳述冗官帶來的弊病。監察禦史朱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王禹偁言:“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可見,冗官而導致的冗費問題已很嚴重,有識之士強烈呼籲進行改革。

  冗官並不是宋代獨有的政治現象,但是宋朝的冗官數量卻是最多的,冗官一直是影響宋政權穩定的一個因素。因此,革除冗官顯得極爲必要。有遠見的官僚大多以“抑僥幸”“精貢舉”“明黜陟”作爲革除冗官弊端的主要措施。慶曆初年,範仲淹親自查看諸路監司名冊,勾去不稱職者的姓名。富弼則認爲,這樣的舉措太過激進,勸說道:“十二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宋仁宗時,因“補蔭之門太廣”,“遂诏裁定,自二府而下通三歲減入仕者二千人”。元祐初年,根據蘇轼、孔文仲的建議,“诏定特奏名考取數,進士入四等以上、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試者計之,毋得取過全額之半”。雖然這些舉措在短期內收到了一定成效,但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冗官問題。有的舉措甚至因操之過急,而嚴重影響了官僚內部的穩定。

  宋代最高統治者和士大夫雖然認識到冗官的危害,但裁減官員數量必然損害一部分官僚群體的利益,從而招致反對並導致政權不穩。朝廷既想解決冗官問題以維護統治,也要避免因阻力太大造成政局動蕩。而保守勢力既要維護自身利益,也要預防冗官造成國家根基不穩。兩者各自的利益訴求形成政治博弈,也是造成改革措施立而廢、廢又立、進退徘徊的根本原因。

  冗官既是宋朝加強中央集權的産物,也是造成宋朝積貧積弱的重要原因之一。終宋一朝,最高統治者和士大夫都對冗官弊端有著較爲清晰的認知,卻始終無法徹底解決這一問題。這種現象與其治國理念具有密切聯系,重文抑武、皇帝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國理念造就了官員的繁雜。雖然宋朝進行了一些變法,努力裁減冗官,但歸根到底,不可能顛覆其根本治國理念。因此,終宋一朝,冗官不可能完全消除。  

  

  (本文系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宋代國庫收支與財務運行”(2019BLS00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