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蔔憲群: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中國古代史研究

——写给《中國史研究動態》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刊
发布日期:2019-01-14 原文刊于:

    蔔憲群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中國古代史研究 

——写给《中國史研究動態》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刊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同样经历着深刻变化。无论从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是外在的社会环境看,这40年都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和回顾的时期。《中國史研究動態》编辑部以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先秦史研究、秦汉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隋唐五代史研究、辽宋夏金史研究、元史研究、明清史研究为专题,策划推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刊,回顾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脉络,呈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就,展示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前沿,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里,我仅就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曆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究天人之際”是探究事物的本質,“通古今之變”是探討事物的規律。曆史研究對事物本質與規律探究的這種根本屬性,決定了它在一切社會科學中的基礎性作用,也決定了史學與所有學問一樣,是作爲一門對人類社會有用的學問而存在,只不過在不同曆史階段其所服務的主體內涵有所不同而已。從一般意義上來說,史學研究由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構成,但這二者並不是截然分開的。通常認爲,事實判斷是尋找個別事物的真實曆史狀態及其內在聯系,具有純粹的客觀性,實際上,我們在承認事實判斷具有客觀性特點的同時,也應注意到不同曆史時期史家對曆史事實研究的選擇性。史家選擇什麽樣的曆史事實作爲其關注、研究、分析的對象,是與其曆史觀、價值觀,與其所處的時代相聯系的。因此,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實際上也很難絕對分離。所以我們說,無論是探討本質、規律,還是事實判斷、價值判斷,曆史研究本質上離不開理論的指導。 

    古往今來有很多闡釋人類社會曆史發展一般規律的曆史理論,也有很多闡釋史學自身理論與方法的史學理論。就闡釋人類社會曆史發展一般規律的曆史理論來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最爲科學的理論,也是曆史研究的指導原則。首先,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在于把曆史的內容還給了曆史。唯物史觀認爲,人類社會的發展曆史是一種自然曆史過程,是不同個體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動,但又要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曆史。唯物史觀把曆史與自然史相區別,把人的曆史與神“創造”的曆史相剝離,把客觀曆史與唯心主義哲學家頭腦中“想象的活動”的“曆史”相分離,而不再被視爲檢驗他們“邏輯結構的工具”,從而將曆史的內容還給了曆史,肯定了曆史不能任意選擇。因此,尊重客觀曆史,尊重人類偉大實踐活動所創造的曆史,是唯物史觀考察曆史的最基本出發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說“曆史就是我們的一切”。其次,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在于揭示了人類曆史的客觀性。在唯物史觀看來,人類的曆史是一個無法割斷的客觀過程,因爲“人們無法選擇自己的生産力”。物質資料的生産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全部基礎,人們的物質關系是其他一切關系的基礎。物質資料的生産方式制約著人類社會的過程及其變化,而生産力是物質資料生産方式的決定性因素。生産力自身的發展,推動著生産方式的不斷變革,推動著人類社會逐漸由低級向高級的階段式規律演進。政治關系、法律形態、思想觀念意識的變化,無不從屬于這一經濟關系的演變。最後,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在于指明了曆史發展變化的內在動力。曆史發展的因素錯綜複雜,偶然與必然、特殊與一般、現象與本質、整體與局部,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相互聯系,在矛盾中推動著曆史的前進,建立在辯證思維基礎上的唯物史觀,能夠科學地解釋曆史的變化和發展。 

    縱觀近代中國曆史學的發展,唯物史觀的傳入並被中國史學家所接受,是20世紀中國史學最偉大的進步,而與中國具體曆史問題研究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學派的産生與發展,則是20世紀中國史學最重要的成就。20世紀的中國史學研究就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沒有其他學派可以與馬克思史學相比擬。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每一項重要成就的取得,都與人們在唯物史觀認識上的進步有關,衆多的史學大師,包括郭沫若、範文瀾、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胡繩,等等,正是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不斷豐富對中國曆史的認識,開拓曆史研究的新領域、新境界。 

    史學研究從來都與其所處時代的環境不可分離。不可否認,20世紀下半葉的一段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也經曆了曲折和困頓,這些挫折也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在堅持唯物史觀的同時,也不能教條地對待唯物史觀,必須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與中國曆史具體實際相結合。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正是在繼承原先的優良傳統,但同時又摒棄其僵化、教條化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的。 

    二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曆史學界對唯物史觀的理解與運用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到1989年,是在反思与争鸣中对唯物史观的探索。1978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以及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标志着思想理论界拨乱反正的开始。在打破“两个凡是”枷锁、解放思想的大潮中,史学界返本清源,由对“左”倾思想干扰的思考,进而反思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教条化、公式化、片面化与绝对化的错误,以及过度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而忽略史学内在发展路径探讨所造成的失误,清除“影射史学”的流毒。由此引发了对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阶段,史论关系的热烈讨论,引出了“生产力动力说”“生产关系动力说”“合力动力说”“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产能力动力说”等多种解读。史学界在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因和规律,以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重大问题中,逐步克服了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化理解,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有力推动了中國史研究的整体进步。 

    第二個階段爲20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末,是在史學研究多元格局中的唯物史觀探索。受蘇東劇變、西方史學理論思潮和方法的輸入等諸多原因的影響,史學研究出現了多元化。一方面,包括唯物史觀在內的理論研究“冷場”,未能出現像20世紀80年代那樣史學理論熱點問題的大討論,史學界出現了一股“回到乾嘉去”的潛流,史學研究也表現出“碎片化”傾向,馬克思主義史學及其理論體系受到考驗。另一方面,對于唯物史觀自身理論內涵的研究也逐步展開,形成世紀末的史學反思與對新世紀史學的展望。《曆史研究》陸續發表了林甘泉《二十世紀的中國曆史學》(1996年第2期)、馬大正《二十世紀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白鋼《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1996年第6期)、林甘泉《新的起點:世紀之交的中國曆史學》(1997年第4期)、戴逸《世紀之交中國曆史學的回顧與展望》(1998年第6期)等文章。這些文章在對20世紀史學的回顧與展望中,充分肯定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成就,明確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主導地位,也進一步探討了如何將唯物史觀與中國曆史實際相結合的路徑。白壽彜總主編的《中國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20世紀末壓軸性的中國通史作品,全書共12卷,42冊,約1200萬言,以唯物史觀爲指導,將學界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與中國曆史相結合,在多個方面推進了中國通史的撰述,爲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三个阶段为21世纪以来,是在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下的唯物史观探索。200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多次强调要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又一重要推动力”。其中“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新的实际并加以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构建史学研究的“中国话语”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发掘、梳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内涵和现代表述,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构建当今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瞿林东《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唯物史观如何解决好自身的创新与发展问题,如何处理好与优秀传统史学遗产,和西方现代史学思潮及流派的关系等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学者们撰文强调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于沛《〈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三十年》,《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探讨传统思想的精华如何通向唯物史观(陈其泰《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7年卷)》,社会科学文獻出版社,2007年),探讨如何以社会形态为核心的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继续运用于中国古代史领域,但应更彰显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些看法都深化了唯物史观如何与中国历史结合的认识。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深挖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总书记的讲话为新时代史学研究如何坚持唯物史观指明了方向。 

    三 

    40年來,隨著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曆史學科的調整和學科建設的發展,中國古代史研究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研究的縱深和優秀成果的湧現,不僅推動了重大曆史問題的研究,也促進了中國古代史研究理論和方法的發展。從本期六位作者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古代史各斷代的研究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然而在看到這些顯著成績的同時,也應看到存在的諸多問題:第一,側重實證性研究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優勢,但過多拘泥于具體問題研究,忽略了宏觀研究和理論研究,特別是唯物史觀基本原理與中國曆史相結合的問題研究,導致在諸如社會形態等問題上的誤解或曲解。第二,史學研究中的碎片化現象依然普遍,長時段、多維度的曆史著作缺乏,個案研究占大多數,缺乏對曆史發展的動態把握與規律性總結著作。第三,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史學方法大量湧入,許多理論、話語乃至問題意識引進自西方,導致中國學者在國際學界的表述和交流中處于被動地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唯物史觀面臨的挑戰仍然十分嚴峻: 

    1蹦承┤藢π轮袊建立後17年史學全盤否定。17年史學發展中客觀存在的問題,導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中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運用的淡漠。將17年史學歸納爲農民戰爭史,稱爲“完全政治化”的時代等說法盡管不符合曆史事實,在古代史學界也受到質疑,但是這種說法的影響依然存在。某些學者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反思”“超越”“淡化”“回歸文本”的種種說法,還是對馬克思主義“僵化”“教條”“政治化”等指責,都削弱了中國古代史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運用。 

    2比狈對中國古代史宏觀問題、結構性問題的探討與把握,明顯呈現出理論基礎薄弱的狀況。中國古代史研究無論是各斷代還是通史中,都積累了大量需要研究和關注的宏觀性、結構性問題,只有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才能夠對整個中國古代史及各斷代史有相應的把握,從而推進中國古代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但目前相關領域中的一些學者不僅對牽涉整個中國古代史的宏觀問題不再關注,即便對其所研究的某個斷代史的總體性把握也非常不夠。 

    3敝袊古代史研究中也出現了曆史虛無主義,研究脫離、遠離現實的狀況。曆史虛無主義的一個重要方法論特征,就是通過曆史個別現象而否認曆史活動的本質,孤立地分析曆史的階段現象而否定曆史運動的整體過程。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曆史虛無主義的一個重要表現是不顧曆史真實,否認中國文明的本土起源說,試圖證明“中國文明西來說”。(田居儉《曆史豈容虛無——評史學研究中的若幹曆史虛無主義言論》,《高校理論戰線》2005年第6期)另一個重要表現是對中華民族優秀民族精神的全盤否定。歸根結底,如有的學者所說的那樣,曆史虛無主義並不是完全虛無,他們本質上虛的是唯物史觀,而不是其他。曆史虛無主義對研究古代史的學者來說影響雖然並不普遍,但如果我們不加注意,放棄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研究方法,這股思潮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傳播還會擴大。 

    曆史研究不可能離開理論的指導,盡管當今有紛繁複雜的曆史理論和史學思潮的存在,但從根本上解釋客觀曆史的發展,其科學性和完整性還沒有其他任何一種理論可以取代唯物史觀。如同瞿林東《論史學在社會中的位置——爲中國史學步入21世紀而作》(《史學月刊》2001年第1期)所指出的那樣,21世紀的中國史學“其基本走向仍將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進行創造性研究,開辟新的領域,攀登新的高峰。”我在《30年來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光明日報》2008年11月16日)中寫道:“擺在史學家面前的迫切任務是要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指導下,解放思想,不僅要從中國曆史實際出發提出研究課題,探索中國曆史發展的自身特點,而且要在研究方法上體現出中國特色。”如今,中國古代史學者使命光榮,任重道遠。 

《中國史研究動態》创刊于1979年,伴随着改革开放迎来的“科学的春天”而成长,凝聚着历史所几代学人和编者的心血,寄托着中国古代史学人的殷切希望。在此,也祝愿她的前景更加美好! 

文章来源:《中國史研究動態》,2018年第1期。